1966年2月2日，正月十三，离立春还有两天。但这一天的北京，仍难以感受到春意，因为上午9点半以后就刮起了大风，直刮得天昏地暗，中午方才停止。与外面寒风刺骨相比，人民大会堂内倒是暖意融融，当天上午有一场外事活动在这里举行。中午12时10分左右，活动已经结束，一位名叫迟秀英的女服务员吃完午饭回来，正准备到大会堂西北角二楼半的服务间稍事休息。她一进服务间，就发现了异常。原来，北面窗户的双层玻璃已经破损，地上洒有玻璃碎渣，再仔细一看，玻璃上还有两个孔洞。这是怎么回事？警惕性很高的迟秀英马上跑去报告了大会堂警卫科。
人民大会堂是首都的象征，具有特珠的意义。
人民大会堂警卫科长郝书生接报后，立即带人赶到现场，发现情况和迟秀英说的完全一样。检查时，另一位服务员姜宗珂，又在窗框的玻璃碎渣中间发现一小块蘑菇状金属物。那个时代的人大多亲身经历过战争，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颗变了形的子弹头。这一下，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得严重了。警卫科赶紧给北京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市局接报后，派治安处副处长朱培新率领侦查、技术人员马上赶到现场，经仔细勘察，发现里层玻璃孔洞的位置在外层孔洞偏左下方，孔洞截面呈火山口状，洒落的玻璃碎渣的数量和缺损处大致吻合。在拍摄了现场照片，绘制了现场平面图后，根据现场情况，朱培新初步判断这是一起枪击案，孔洞系枪弹贯穿玻璃时留下的，并将这一结论火速上报公安部。
建国初期的于桑同志
人民大会堂是国家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地位非同寻常。这样一个重要场所的窗户却被一颗来历不明的枪弹打穿，无论是何原因，都是一起重大事件。公安部第一时间就向中央作了汇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指示公安部，要求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并将情况通报给各有关部门。第二天中午1点40分，周总理又亲自来到现场，作出了“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的重要指示。公安部谢富治部长、杨奇清副部长，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总参李天佑副总参谋长，总政梁必业副主任也先后察看了现场。周总理在了解相关情况后，亲自点将，要求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公安部三局局长的于桑牵头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组成专案小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刚到陕北时的周总理。正是在劳山事件中的突出表现，使总理认识了于桑并赏识其才干。
熟悉周总理的人都知道，一遇到公安保卫方面的疑难问题，总理都会说“让于桑同志来”！于桑何许人也？他是我国公安内保战线的一位元老，原名郁朝贵，1917年6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渠县，1933年10月在宣汉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过后勤等工作，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后任方面军总政宣传干事、军保卫局特务队文书，并在1936年5月光荣入党。到达陕北后，他任西北保卫局科员、延安市公安局文书，开始从事保卫工作。1937年4月，周总理在赴西安谈判途中，在劳山地区突遭土匪袭击，他亲率骑兵排将总理护送回延安，并侦破和逮捕惩办了涉案匪首。1938年秋，在中央学习期间，他奉命改名为于桑。1940年5月起，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科员，关中分区保安科副科长，边区保安处一科科长，洛川特委社会部部长，黄龙及大荔地委常委、社会部部长、保安处处长。延安时期，他在保卫党中央，巩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防奸反特、开展对敌情报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曾协助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长布鲁（陈泊），破获了延安军统特务网案。解放后，于桑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室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一处处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局副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在任上，他积极剿灭土匪武装、清除恶霸势力，破获了一系列敌特案件，有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据说，流传甚广的《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就是以于桑在重庆期间破获的一起敌特案件为原型的。1955年3月，于桑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负责朱德同志的警卫工作，1957年2月又担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长，1958年10月任局长，1964年9月任公安部副部长，在他的领导下，先后侦破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为公安内保事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