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绣花鞋》反特故事被改编成多种文艺作品，仅连环画就有多部。
尽管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但于桑接到这个案子后，仍然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根据总理的指示要求，他抽调总政保卫部副部长李平，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朱培新等人员，组成专案小组。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案件性质进行分析。据向大会堂工作人员了解，这个服务间平时是供宴会厅配菜间工作人员休息使用的，2日上午9时55分，服务员周景珍在服务间里打扫卫生，并擦拭过窗户，当时两层玻璃都是完好的，12时10分迟秀英发现玻璃已经破损，这说明枪击是发生在9时55分至12时10分之间，另外据大会堂北面的执勤哨兵反映，10时30分左右曾听到过玻璃碎裂的响声，很可能这就是枪击的准确时间。同时，技术人员对弹头进行了鉴定，发现这是一枚没有铜镍皮作为被甲的裸铅弹头，口径在5.6毫米左右，只用在射击比赛和狩猎使用的小口径运动枪弹上，虽然已经变形，但弹头表面的6条右旋膛线痕迹非常清晰，说明是制式小口径枪支打出的，从玻璃破损位置和角度看，弹头是从现场西北方向射来的。
小口径枪弹并非完全用作民用，图为美国雷明顿公司生产的用作军事用途的该弹。
基于这些情况，专案小组内部就案件原因开展了深入讨论。起先大家认为，从案发地点看，敌人搞破坏或是针对性的暗*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再进一步分析，大家感到这种想法也有诸多不现实之处。比如，人民大会堂北侧二楼一般不安排政务活动，更很少有首长前去，为什么要选择射击这个方向的窗户？同时，2日上午有大风沙，能见度极差，在稍远处根本看不清目标，不适合射击；第三，大会堂北侧就是长安大街，来往人员多，地形开阔，除非是在行进车辆中开枪，否则敌人和武器很难隐藏。这时，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有人打鸟或进行射击训练，飞远的流弹所致？北京的高等院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很多，1958年*提出“大办民兵”后，很多单位都利用小口径步枪开展军训，民间也有很多用这种枪支打猎的人，因此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时国内广泛使用如图国产55式之类的小口径步枪作为军训之用，保有量很大。
通过分析，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方向，那就是集中查枪、查车、查重点地区。围绕2月2日上午，究竟是谁在大会堂周边地区打过小口径枪这一重点，专案小组确定了侦破方案：一是全面调查2日上午途经大会堂北侧的所有机动车辆；二是全面排查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和北京市等单位拥有的小口径枪支；三是点面结合，重点调查大会堂以北800米以内地区特别是南长街一带，看当时是否有人在这一带打鸟或进行其他射击活动。
牵扯面这样广、工作量这样大的排查，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在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指挥下，专案小组得到了中央、国务院、军队和北京市系统在京各部门的大力配合，按大的系统归口，层层包干负责，迅速掀起了一场“查车查枪查人”的人民战争。各单位火速组织人员对本单位的枪支、车辆进行了全面清查，特别是枪支较多的单位，如国家体委、北京市体委和军队系统。其中，总政保卫部在接到通知后，在当时的通迅和交通条件下，40分钟内就将驻京部队保卫部门负责人全部召集起来，做了紧急部署，连夜动员了1600多人，彻底清查了500多个单位的枪支。通过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全市在册的1万多支小口径枪，1万多辆机动车，在不到2天时间里就全部筛查了一遍。
小口径步枪至今仍是公安机关缉枪治爆的重点
专案小组成员在此期间，也一直没有休息。特别是于桑，早在红四方面军期间，就因在战斗中负伤，脑部留有6块弹片，影响了视神经，导致终生双眼视力低下，其中左眼仅有0.02。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在一线指挥。2月4日晚，专案小组连夜在大会堂山东厅召开会议，将2天来摸排的情况一一过堂。通过北京市公安局排查，2日上午9时至12时之间，通过大会堂北面的各种机动车辆共944辆，其中北京地质学院的一辆卡车2日上午曾前往通县修械所，将送去维修的42支军训用小口径步枪拉回学校，因途中有人搭车，在12时20分行至中山公园时，曾停车2-3分钟，但同车的6人一致作证在行车或停车过程中，都没有人打过枪。至于其他车辆，既没有发现有携带枪支的情况，也未发现其他可疑问题。枪支方面，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北京市四个系统共检查了小口径枪支10735支。其中，国家体委人事司、保卫处同志到时任体委副主任的李达同志家中了解枪支保管情况时，了解到他和其妻张乃一所生的小儿子李迪民，在2日上午9时至12时之间，曾在位于大会堂正北偏西方向的家中院内和房顶上，用小口径步枪打过麻雀。和李迪民本人接触时，他也承认2日上午用枪在房顶上打麻雀时，曾朝大会堂方向打过枪。李家位于南长街大晏乐胡同，距大会堂较近。对南长街一带的调查走访发现，群众反映这一带有两人当天曾打过小口径步枪，其中一个经查开枪时间是在下午，予以排除，另一个就是李迪民。综合各种情况，侦破焦点就集中到了李迪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