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之《回归》剧照
澎湃新闻：立项之后如何推进？还请具体讲讲。
傅若清：定下这个事儿，决定了哪7位导演担纲，接下来我作为总出品人、陈凯歌作为总导演、黄建新作为总制片、张一白作为总策划，我们4个人会先开了3次会，确定了这部片子的调子，就是“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12个字。
具体的操作，第一步先找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哪些是值得拍的瞬间，哪些是必须拍的瞬间，同时又回避了一些历史敏感问题的点。这么梳理下来，大概划定了20多个，然后再从中做剔除。你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1998年抗洪，这些事情一来比较悲情，二来在规定时间段内也都很难呈现。再有比如“辽宁号”下水，很重要，很振奋人心，但我们不能把它做成一个资料片的效果，考虑到时间和成本也不现实。这些剔除之后，我们又连着开了7位导演参与的会，大家翻各种史料和大事纪，最后确定了10来个点由导演们认领。
作为总导演，陈凯歌做了很多工作，这个也不意外，他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各个时期的事情都经历过了。首先从7个选题里，他认领了扶贫这个题材，《白昼流星》其实讲的是天、地、人，凯歌有一点吃亏在于如果这是个长篇，就可以展现出他所有要表达的东西。除此之外，《前夜》升国旗这个点，当年工程师林治远的事迹是他想到的。这个点拎出来谁都觉得有意思，但谁都觉得难拍，正好之前开会管虎缺席，等他回来时只剩下这个题材，自然就交给了他。还有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陈凯歌当年才12岁，后来导演（这段）的张一白才刚出生，这个点也是凯歌提出的，具体怎么拍是张一白来操刀。
澎湃新闻：到了投拍阶段，7位导演的作品先后交付后，如何串起来？你的思考。
《我和我的祖国》之《前夜》剧照
傅若清：最早开拍是陈凯歌的《白昼流星》和管虎的《前夜》。第一个“交稿”的是宁浩，我一看，真好玩。第二个交的是陈凯歌，第三个是张一白，然后是薛晓路、管虎、文牧野，最后交稿的是徐峥。我觉得7个片子都挺好，但就怕7个“好”串起来整体感觉有问题。可以这么说，前期我们确定的“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12字理念，每个导演都完成了，各自的作品都以情感为最终纽带。因为每个人的故事、事件都不一样，表现手法也不一样，有的是狂欢，有的是窃喜，但触动感情的情感点都特别好。张一白的《相遇》里，人们高举红旗狂欢，《歌唱祖国》的音乐适时响起。薛晓路的《回归》最后，漫天焰火，响起《东方之珠》……都是当时特别有代表性的音乐，脍炙人口。
“10年前的《建国大业》，恰好粉丝经济刚刚启动”
澎湃新闻：从2009年的《建国大业》以及2010年的《建党伟业》，你都有参与。10年来，主旋律电影在中国银幕上也有许多嬗变，能否稍作回顾？
傅若清：《建国大业》的时候，我是中国电影集团的副总经理，是董事长韩三平的副手，我也是《建国大业》的技术制作总监制，那时我还兼任怀柔影视基地第一任总经理，正好电影也是在那里完成的。那也是中影集团创作最红火的时候，《赤壁》《梅兰芳》《南京！南京！》等，几乎当年只要是（票房）过亿的片子，肯定都是中影出品的。2009年的时候，中国电影的核心创作团队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国企掌舵人作为改革的先锋派，他们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的局面和走向。当时民营的也就是华谊等几家，且拍的都是中小型商业片。从第一个大的商业片《无极》开始，基本都是中影先迈出第一步。《建国大业》同时启动的还有叶大鹰导演的《天安门》，切入点是天安门城楼挂灯笼的事儿。
澎湃新闻：《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几乎全明星阵容，即便是一场戏的配角也是大明星，到了《我和我的祖国》当然也有不少明星加盟，但大家关注点却在7位导演合作一部电影上，这似乎可以视作主旋律电影从1.0到2.0的迭代。
傅若清：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电影市场票房总量也就三四十亿，到了2019年变成了六百亿的票房体量，在这个飞速发展过程当中，不管我作为一个国有电影公司的领导，还是作为一个电影人，都不能回避的一点就是整个电影创作市场环境的开放，可以调动方方面面资源，行业宽容度带来了市场的繁荣，还有影片类型的多样化。
《建国大业》推出的时期，我们刚刚开始了商业影片的探索不久，恰好也是粉丝经济刚刚启动的时候，电影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点在于电影角色产生了很多的粉丝，这些明星本身就有很多粉丝，其实观众去看《建国大业》的理由，更多是冲着演绎角色的明星来的。现在回顾《建国大业》拍摄过程也挺难的，一开始我们只是3个角色找了明星，再然后10个角色由明星认领，再往后就变成了几乎各个角色都由明星充任。你不让他来都不行，他们抢着来。2010年我们拍《建党伟业》《建国大业》里没来成的周润发，包括周星驰都想来。
那个阶段，我们把主旋律电影往商业化和市场化上去推，选择的抓手是大明星，全明星这个点。但从电影故事和结构上来说，基本还是原来传统经典主旋律叙事的模式。这个实践坦白讲，到了2017年《建军大业》时就显现出了问题，那时电影市场已经有四百多亿元票房了，电影最后只取得了4个亿出头的票房，已经表明再用明星来点缀主旋律，号召力不复从前。这三部电影，不一样的点在于前两部的时候还没有流量明星，都是纯粹的影视明星。到了《建军大业》，一部分流量明星加入了进来。
澎湃新闻：但《我和我的祖国》即便从宣传上，明星都不再是一个关键点了。
傅若清：没错。《我和我的祖国》几乎就没刻意用流量明星，选择标准就是谁最优秀谁上，谁最合适谁上，所以才会有黄渤、葛优还有任达华、惠英红这些演员来担纲。他们饰演的角色，比如惠英红饰演的港警，内地有很多更红的女演员也可以演，但无疑她来演最合适。如果还走流量明星路线，张一白导演就不会选择张译和任素汐来演《相遇》，正是这两个实力派演员加盟，才会有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才会出现戴口罩的戏。再比如说徐峥导演的《夺冠》，那个片子里的小男孩太可爱了，如果走流量明星，那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小鲜肉”有的是。
澎湃新闻：主旋律电影十年来的迭代过程中，还有一个动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导演，比如徐克、刘伟强等都拍过内地主旋律电影，你就此怎么看？
傅若清：我一直有个观点，像《智取威虎山》《红海行动》这样的电影，我不认为这些片子是主旋律影片，而是把商业片拍得主旋律化了。本身还是商业类型影片，加上了很多主旋律色彩。其实所谓主旋律也是我们大家定义的，它是有一些特征，比如说体现国家强盛，体现我们军队和执法人员的形象。这十年间，类似《红海行动》《中国机长》都可以算作正剧型的商业电影，《湄公河行动》其实是个警匪类型片，只是里面的警察是公安人员，但它们的属性首先还是商业电影，香港导演在把控商业电影的能力上确实要强一些。而三个“大业”，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这些电影则自打出生就是一部主旋律电影，它们成功与否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点拿捏得是不是好。《我和我的祖国》的成功就在于这个点拿捏得好，电影展现的都是小人物，从普通人的经历回应大时代、大背景，走进影院的观众都会有共鸣，他们不是伟人或者传统英模，他们同生活中的你我距离很近，我觉得这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牛的地方。
《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剧照
澎湃新闻：华夏电影成立于2003年。2002年内地推行院线制，主流院线市场随即形成。你如何看待新世纪内地院线制建立的意义？
傅若清：中国电影成长和几个“开放”的点密切相关。2003开始院线化，把所有省市的发行公司变成院线公司，终端面向市场。制作端上，也打破了原来国家只认“厂标”，几大国有制片厂才能拍电影的局面。比如《甲方乙方》还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后来冯小刚的贺岁片华谊就可以自己运作了，民营公司还可以签演员、签导演，最红火的时候全国70%的电影创作者都签在华谊。我觉得，从行业发展而言需要这样一个过程，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浮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没有这个，中国电影市场不会发展得这么快。最近几年，市场上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追随市场的作品太多了，引领市场的作品太少。很多影片在往市场化的极致上走，也冒出来一些低质量，价值观值得商榷的作品，出现为了迎合而迎合的创作取向。而电影作为一个文化产品、文艺作品，引领市场的属性还需要被重视。这两年在“守正创新”思路的引领下，可以说有所纠偏扶正。
“修改别人的标准不容易，我们自己提供一套新的标准”
澎湃新闻：怎么看待当下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影视行业的运用？
傅若清：2009年的时候，中国电影人可能没有一个喜欢用数字摄影机去拍电影，都愿意用胶片，觉得还是胶片有质感，对胶片有自己的理解和情怀。但2010年，柯达公司*了，那没辙了，新的技术大家转天就全都认识了。还是得有个过程，拍《建党伟业》的时候还在用胶片，当时也考虑了半天，最后我们不知道用数字技术能不能达到要求的品质，最后还是用了胶片。
我的意思是，在革新面前不是你认不认的问题，是你怎么适应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变化的问题。《我和我的祖国》发行方中有猫眼，有阿里，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联合发行？就是看重他们的数据。《我和我的祖国》是我们结合数据发行最密切的一次，其实华夏、中影也有自己的数据库，但我们的数据库是“山里看山”、行业里看行业，而阿里本来就是互联网公司出身，看问题视野不一样。这次包括营销宣传上，也没有停留在传统运作方式上，外围我们会和张一白的宣传团队、伯乐、光线影业等多家公司进行合作，它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多维度的决策思路。我是以很开放地态度看待这些新事物，但同时不会去盲从。
傅若清在CINITY全球发布会上致辞
澎湃新闻：提到新事物，近十年来中影推出的中国巨幕，以及今年暑期华夏推出的CINITY影院系统，能否介绍下它们推出的背景和愿景？
傅若清：中国巨幕是我在中影的时候参与主推的，我也是创建者之一。CINITY合建这个动因是我们发现在前期拍摄的作品，拿到影院放映之后，并没有呈现出预期的质感和效果。我当年到华夏之后，就想做这个事儿，当时就想用激光作为光源取代原先的氙灯、汞灯，前者的色彩显示性更好，同时作为激活点，要求电压、电流恒定，这样也就杜绝了有些影院为省电，调低电压，降低放映标准的情况。当时我就想推RGB红绿蓝激光放映机，当时唯一的问题就是成本，这种放映机太贵，所以我们要推一款性价比最好的产品。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碰到李安，他正在做《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聊起来观点不谋而合。他的苦恼是拍出来后，没有设备能给放出来。他的片子容量34个T，咱们现在大多数片子是200个G!中间差着一百多倍的存储量和传输的码流。我在纽约看完后，觉得这是最好的3D影片，原先我对3D电影不感冒，《阿凡达》之后一窝蜂上了那么多3D电影，坦白讲都没法看，因为银幕的反射入眼的亮度，美国影院大概是4到5个伏特朗模，中国最普通影院是2到3个，而正常的标准应该是14个。所以根本没有把创作者想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观众看得也是混混沌沌。到了《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120帧，亮度不跟上不行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才开始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