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明天》（C'è ancora domani，2023）剧照。
机动车终究不是行人。作为行人，我们都知道让自己去适应他人，与他人保持一个虽未讲明却彼此认可的距离。如果有人从旁边超过，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在挑衅什么，如果迎面有人走来，大概在七八米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稍作调整，为接下来的错身准备，接着，数秒后安全地擦肩而过。对于这一现象，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是有概括的，那就是“仅仅避免碰撞即可成为明确合作的明证”，看似机械的行人错身，实则是社会成员基于共享规则的无言协作。
唯有紧急情况出现——比如《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被追捕时在人群中低吼着“让开！让开！”——这套规则才可能被打破。当然，“并排走”挡了其他行人的道，就是一种不合作。不过例外的情形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判断：行人与行人之间的互动，是最好的交通系统。即便撞了别人或者踩了他人的鞋，也可以用“歉意微笑”或“抬手致意”瞬时修复。这是机动车无法向行人学习的，并且与之渐行渐远。
20世纪初半封闭的机动车。图为1913年《无马时代》杂志刊登的一款车。
在“马车时代”，车厢是一个外形类似帐篷的设备装置，车辆的空间半开半关。在搭载内燃机之初的“无马时代”，机动车也是这般的形制。两辆车会车，驾驶者抬手，彼此会意。驾驶者还处于“人”的状态。封闭的车身改变了这个状态，驾驶者嵌进机动车，只剩下车窗玻璃和后视镜片与外界关联，人的状态从此不一样。当人进入机动车打造的封闭空间，成为司机，一切有关情绪的、*的东西都延伸至机械部件，数十倍扩大，瞬间变身为一只凶猛的却不善言语的怪兽。没有脸，没有表情，没有眼神，误会发生了，没有纠正的可能性。一个微笑就可以轻松化解的误会，可能最终演变成一场可怕的搏斗，瞬间，“那些控制你的绳索突然松开了，好像让你回到了原始森林”（来自《决斗》主人公台词），道德和为人柔软的方面统统都失效。
这绝不是说要卸掉机动车的机壳，让我们退回到早期的车辆构造之中：其一是因为那将牺牲速度和安全，其二是因为“无马时代”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并不比此后低。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什么。
《编辑部的故事》（1992）剧照。
没有人愿意与他人发生冲突。孟子说“恻隐之心”，这是人性中能理解他人处境的部分，甚至按照兰德尔·柯林斯《暴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的解释，哪怕是制造冲突的施暴者也难免紧张，并反映到心跳、呼吸的变化上，所以他们会使用一些策略，比如躲避对方眼神。而机动车就“完美”地避开了人的面部。尤其车窗和后挡风玻璃紧紧贴上一层所谓“保护车内隐私”的隔热膜，拒绝与其他司机交流。且不说无法借助人之常情解决误会，连本可避免的追尾也难以避免：当一辆车急刹，刹车灯亮起，后来的第三辆车却无法透过第二辆车的挡风玻璃提前看到信号，不能预判，不能提前减速，后面的其他车辆也如此，每辆车被前车遮挡，也遮挡后车。当新的技术将周围的车辆变为一个一个的方块呈现在屏幕上，它帮驾驶者收集了更多信息，但是如果驾驶者将判断完全交付于影像，拒绝去看看真实的世界，交流又进一步收缩了。路上的机动车，在彼此眼里都不过是一个僵硬的方块罢了。
某天，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安全前提下伸出手竖起大拇指，感谢为其让行（北京的公交车司机们就是这样做的），大概都会感动。这是交流的力量。
当然，不是所有的情形都适用这种交流方法。那么，作为驾驶者的司机就必须规范地使用车灯、喇叭（其规范包括法规和自发形成的语言系统），就必须分毫不差地接收并解读其他车辆发出的信号。转向打灯、变道打灯、主动礼让，请文明驾驶吧。
作者/罗东
编辑/宫子 申璐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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