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县城的南门外有条老街，街尾那家不起眼的诊所，门前挂了块褪色的招牌，上头写着”同德堂”三个字，漆都掉了一半。几乎每个镇上来县城办事的人都认得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挂号费从1985年开业到现在都是5块钱，无论什么病，打针吃药另算，不过药也都是最便宜的那种。
李大夫今年已经71岁了，脊背有点驼，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上总是有点指纹印，擦了又沾上。他白大褂口袋里装了三支钢笔，一支是写处方的，另外两支不知道干嘛用，反正从没见他拿出来过。我去看病的时候，发现他桌上压方子的砖头旁边放着个旧录音机，时不时还能听到里面传出咿咿呀呀的京剧声，跟他给老人测血压的嘀嘀声混在一起。
“你这嗓子，又熬夜了吧？”
李大夫一看见我就这么问。我每回去都不用多说，他把脉摸两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摸完脉后，他从抽屉里翻出半盒塑料瓶装的川贝枇杷膏，往上贴了个小纸条，写着”剩半瓶，2元”。
“怎么又给我开这个啊，李大夫，没见效吧？”我有点无奈。
“那是因为你不按我说的喝。”他头也不抬，一边写方子一边说，“我让你少抽烟，你听了吗？”
我讪笑着把两块钱塞在诊桌角上。
李大夫的诊所就这么大点地方，不到二十平米，墙上挂着各种证书，有些都发黄卷边了。最显眼位置是县里颁发的”人民满意好医生”牌匾，下面却钉着一把旧蒲扇，扇面上还有几个油渍印子。角落里放着一个老式体重秤，坏了一个角，用防水胶布缠了几圈。
护士兼收银员是李大夫的老伴儿王阿姨，现在干这活儿的是他闺女小李，大概四十多岁，听说原先在市里医院上班，后来回来帮父亲。别看诊所小，一天也能看五六十号人，有时候还得摆几张折叠椅到外面。
关于李大夫的故事我听了不少。据说他年轻时是县医院的骨干，曾经被选送到省城进修，回来后却莫名其妙地辞职自己开了这个小诊所。有人说他得罪了当时的院长，也有人说他经历了什么变故，总之没人知道确切原因。
奇怪的是，李大夫的诊所收费标准从开业那天起就没变过——挂号费5元，普通打针3元，输液10元。这在物价飞涨的年代简直不可思议。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他的药品也不知道从哪里进的，便宜得出奇，但效果出奇地好。
“他怎么不亏本啊？”我曾经问过街对面卖馒头的张大爷。
“谁知道呢，可能有退休金吧。”张大爷边擦汗边说，“但我跟你说，这李大夫厉害，我那老寒腿，市里大医院看了好几回都不管用，他给开几副药就好了，才花了28块钱。”
诊所门口有棵歪脖子老槐树，树下放着一个装满热水的暖瓶和几个搪瓷杯，杯子用铁链子锁在树干上，怕有人顺手牵羊。夏天在这儿排队的病人都会默契地给老人让座，冬天则会有人主动去倒热水。
我记得有次下雨，排队的地方淋湿了，不知道谁从家里搬来几块砖头垫着，后来变成了固定设施。王阿姨出来看见，笑着说：“你们真有心，省得老李担心有人摔跤。”然后顺手把诊所里那把破雨伞借给了最前面的大妈。
去年冬天，县里下了场大雪，路上积了厚厚一层。那天我刚好路过，看见李大夫戴着厚棉帽，拄着铁锹在门前铲雪，铲出一条窄窄的小路。王阿姨站在门口喊：“老头子，你慢点，别摔了！”
李大夫头也不回：“今天不铲，病人怎么进来？”
这么多年，李大夫诊所的一切似乎从未变过，直到上个月发生了那件事。
那天是个周二，我正好路过诊所。李大夫坐在那儿给一个小孩儿看病，忽然闯进来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人，后面跟着个拿麦克风的女记者和几个举着手机的人。
“李医生，听说您的诊所38年来一直保持低价，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女记者的声音特别响亮。
李大夫愣了一下，眼睛眯成一条缝：“我这还有病人呢…”
“就占用您五分钟，这是我们电视台的证件。”女记者递过来一张工作证。
事情就是从那天开始变得不一样的。采访视频被发到了网上，标题是《坚守38年不涨价的老医生：一个令人感动的乡村医者》。视频突然爆了，被各大平台转发，点赞量迅速突破了百万。
第二天一早，我下班路过诊所，惊讶地发现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伍，不少人手里举着手机，像是在录视频。街道上堵满了车，有的甚至开着双闪停在路中间。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看了一眼，只见李大夫依旧坐在那个旧桌子后面，脸上的表情有些茫然。
“李大夫，我专门从市里开车来的，想请您看看我的老胃病！”
“李医生，我可以跟您合个影吗？我女儿在北京工作，她看了您的视频非常感动！”
“李老师，请问您这样坚持是为了什么？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初心？”
我能看出李大夫有些不自在，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一个一个地给病人看诊。王阿姨在旁边忙得团团转，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