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之际，上海发生一起名伶杨月楼冤案，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至今仍为世人相争论。杨月楼是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艺兼文武而名噪一时。咸丰年间他便随父亲杨二喜到北京天桥以拳术卖艺谋生，后被名角“忠恕堂”的张二奎收为弟子，演老生兼武生，有“天官”美誉。
同治十一年（1872），杨月楼在上海租界着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戏迷看戏只是为贪看杨月楼。随着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开阜通商，大家的生活圈子不断扩大，女子也渐渐走出内堂，出入公共场合。而杨月楼因其出色的外貌和精湛的技艺，更是博得了当时一大批女粉丝的青睐。翌年冬，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官司。
同治十二年冬，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广东香山籍一茶商韦姓母女慕名前来观戏，连看三天，如痴如醉，根本停不下来。韦女名阿宝年方17，聪慧俊秀，甚是不俗，从小爱看红楼西厢之类才子佳人的故事，原本对京戏兴趣不大，可见到杨月楼却被深深地吸引，心生爱慕，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恋之情并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八字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他相见。
杨月楼因怀疑和惧怕不敢赴约，并非不愿，只因不能。晚清还属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当时民军商灶为良，奴仆倡优隶卒为贱，杨月楼虽技艺超群，贵为无数人的偶像，毕竟只是一戏子，算是贱民，贱民不得参加科举，更不能与良民通婚。颇有自知之明的杨月楼清楚，他们两绝无结合的可能。
韦女害相思之病且日见沉重。韦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上海，无可奈何的韦母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请人转告杨月楼，可以“延媒妁以求婚”，即明媒正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个决定无疑充分显现了韦家的诚意，杨月楼甚为感动，终于下决心请戏班长辈出面，送婚书、下聘礼、缔婚约，他要迎娶阿宝姑娘。
这事很快被韦阿宝的叔父得知，便以良贱不婚的礼法坚决予以阻拦。韦母与杨月楼密商，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之举，当时《大清律例》认可“抢婚”的法律效力，何况婚约已订、聘礼已收，这门亲事已是受法律保护了。而韦女叔父随即与在沪的香山籍乡党官绅商量，决定以杨月楼拐盗的罪名向官府公讼。
正当杨月楼和韦阿宝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将二人抓捕，并缴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解往公堂的路上，韦女危坐在一辆小车之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仍穿在身上，沿途随从及观众甚多。
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好是广东香山籍人，最瞧不起伶人，决意重惩，当堂施以严刑，赏了杨月楼一百五十大板，在审问过程中，对杨月楼施加种种酷刑，并预备寻个事由将杨月楼处刑打死。后因有倾慕杨月楼的妓女沈月春买通衙役，得以幸免。韦阿宝见丈夫因为自己受刑，悲怒万分，打伤了脚胫以后还怎么唱戏？她鼓足勇气大声申诉，被掌嘴二百。
按清朝律法，由知县一级官员断判的案子，必须呈送上级复审，数月后杨月楼被送到松江府。公堂之上，杨月楼终将自己被屈打成招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松江知府之前也看过相关报道，为人开明，随后将此案发还重审，经过一番重审后，杨月楼按“良贱不能通婚”律，断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女阿宝发送善堂交官媒，另择婚配。
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巷，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角，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当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职，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但，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注意，因而一时众论纷纷。
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帝继位，慈禧宣布为庆祝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杨月楼也在被赦免名单之列。无辜的杨月楼终于逃脱了冤屈的命运，虽然输掉了官司，却赢得了人望，获得了一个比较公正的结局。此时的他还算来得及自新，可韦阿宝的命运却很凄惨，有史料记载她被父亲逐出家门，不知所踪。
这桩案子一度被推至整个上海媒体的风口浪尖，不断被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了数年，先是竞相报道案件的最新近况，之后围绕案件的是是非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实质，无非是传统婚嫁观念与先进婚姻风气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