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革命时期，我就听到了*同志的名字，知道他1924年从欧洲回国后，就由党中央派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才在太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党的卓越*。
那是在1937年，八路军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同志率领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徐向前、萧克、彭雪枫等同志来到太原。当时，党派我在阎锡山那里做统战工作，我是以抗日工作者的名义在山西活动的。阎锡山虽然同我党有统战关系，但是，在太原召集群众大会，由共产党的*公开出面讲话，还不大可能。于是，党组织决定由我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的约4000学员，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会，请*同志作政治报告。这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1500人，而学员就有4000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同志只有30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同志足足讲了3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象大海的涛声，激荡在5000多听众的心头。
为了加强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太和岭口阎锡山的指挥部，同他进行谈判。当时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留在敌后的只有八路军。在谈判中，*同志同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显然是被说服了，谈判后，阎锡山对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阎锡山还要求*同志给他写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同志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当时，*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关于“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同志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们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让我去说服他。我根据*同志的指示，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如此。*同志在这次谈判中考虑周到，工作细致，善于分析问题，说服对方，使谈判十分成功，加强了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二
*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长时间里，他的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亲自主持、*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委托*同志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同志还到我的面前，详细询问我在山西组织新军的情况和经验。
他和蔼地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
我说：我不行。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听到这里，*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三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 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949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周总理和*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骨干工程。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156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向*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汇报。汇报后，*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五
*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洋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改修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周总理做事周到细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厌其烦地启发你、帮助你研究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我是好说长话的，经常晚上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情况，有时长达一两个钟头，总理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如果感到我讲得不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研究过了没有？研究清楚了没有？”总理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和成长。我的爱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时，在*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过。他们都很关心胡明的学习。到北京后，周总理还常对我说：“你要帮助她好好学习。”有一次，胡明从建筑工业部机械局调到第二轻工业部担任工艺美术局局长，有人提议胡明担任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胡明同志都没有同意。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和邓大姐见到我谈起这件事，都说，你这样处理很好。并且特意关照说，我们进城后，更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胡明同志还很年轻，还要多锻炼。
(原载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部分删节)
本文摘自《不尽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