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江浙一带富甲于天下。自南宋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南移至此了。宋朝的农业、商业、手工业、丝织业等行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火药运用于军事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指南针广泛运用于航海、天文历法的长足进步等等，无不展示着这个朝代丰富的活力和四射的文明魅力。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宋朝的社会阶层流动超过历朝历代。并且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就是近世平民社会的崛起。
所谓的“平民一般来讲主要包括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工匠和贱民”，他们在社会阶层的秩序上是属于下层的，通常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话语权，但是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一般说来却又是很强的。宋朝以前亦有平民阶层和平民社会，但是宋朝崛起的平民社会，更多的带有近世的特点，成为后世元明清等时代平民社会的主要构架，近世平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崛起于两宋时期的主要原因，首先就是自魏晋以来的严格的门阀士族制度的破坏和消亡，给予了下层社会阶层的人们以更大的自由流动的地域和空间。
由于宋代立国重文抑武，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读书仕进为官，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增加；其次，宋朝经济尤其是商业和手工业等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从事这部分行业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了拱卫自己的经济基础，还组成有形形色色的本行业行会组织等等。这就更加能够使这部分社会群体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再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宋朝的城市规模也获得了空前的迅猛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成为有宋一代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两宋之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北宋以开封为中心，南宋以临安为中心，城镇相比于前代有了巨大的改变和发展。
从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数量和历史上的知名度看都堪称空前绝后，他们深度地影响了北宋的政治和文化，让那个时代群星闪耀。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苏辙 、包拯。这些文人士大夫，无一不是鹊起以平民之家，他们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都深刻认为“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王安石在《取材》一文中，曾经谈及理想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他认为，文吏不仅应该尚文辞，还要通古今、习礼法，晓达天文人事、政教更张，儒生不仅习句读，也要明悉制度与时政沿袭，以缘分释治道。”正是这些多种因素，使得宋代士大夫修养达到了空前高度。因此，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这些人无不是著作等身。他们都是学者型文学大家，他们的知识结构比前人更为广博，格局更为宏阔，人格更为恢弘。他们讲求操守，个性洒脱而不放浪，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比前人更为深刻。
而让他们脱颖而出的则是宋代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是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说，这正是名臣扎堆出现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是文人实现梦想，超越自我的时代。
钱穆先生说：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会。东汉以下，土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 皆属门第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 ,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了许多娃娃被吊在树上学习，培养“神童”的潮流，虽然方式或许有些极端，却在另一方面体现了教育对百姓的深度影响。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 "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斯文的宋代，那些文人的生活较为舒适，他们饮酒作诗，甚至头戴鲜花，穿梭于上河，那个浮泛着繁华如梦的北宋都城汴梁，因此成了让后世最为向往的一幅画卷。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气，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
以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在变法运动中的态度更非一致；却都执著地致力于道义德操的完善，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追求学业境界的广大精微，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即便是曾经作为政敌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就其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对于道德的孜孜追求、对于学术的不倦探讨而言，其共同之处较其不同之处也更多且更为深刻。
因此，宋代确实是一个“平民崛起”的时代，正是因为相对宽松的读书学习环境，让一些读书人彻底改变了命运和参与宋代的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