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沛祖
有关古代越秀地域珠江岸线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尤其明代以前（包括明代），基本没有明确记载的文献资料。其次，限于古代的丈量技术，那时不可能准确地测绘岸线。第三，在民国二十年（1931）修筑江堤之前，广州城南珠江江岸是滩地，岸线随着潮涨潮退而改变，可以说是不确定的。
晚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兵部尚书彭玉麟来广东办理防务。相传有一次在镇海楼上摆宴，南望珠江，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讨论起江宽来。彭说五里三分，张说七里三分，谁也不能说服谁。此时番禺县知事程树屏道：“水涨七里三，水落五里三。两位大人说的都对。”后人有称程树屏当时是有意打圆场，两不得罪，其实他说的是实情。不是说潮水涨就一定七里三，潮水退就必然五里三，而是道出了一个事实：潮涨潮退江岸线的改变是很大的，江宽更是无法确定的。
基于以上三个理由，记述历代今越秀地域珠江江岸的演变与宽度只能是个大概。先确定不同时代珠江岸线的“点”（比如南朝梁大通元年达摩在西来初地登陆，证明当时那里是江岸，这就是“点”），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与城区扩展情况、江岸地势、沙洲并岸、江滩淤积等各种不同因素，再连“点”成“岸线”。
由于“点”往往不足够，甚至很“稀疏”，无庸讳言，这样得出的“岸线”是不准确的，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准确。因而必须着重指出，下文所说江岸南移、北移了多少多少米，每年平均缩窄了多少多少米，等等，全是约数，用 “约当”、“约为”、“大约”、“大致”、“左右”之类词来表述，表示不确定，更非定论。
还要说明的是，古代流经广州城南与河南北岸的珠江江岸线甚多弯曲，并非平直，故测算江宽只能取某一江段作量度。今北京路一线是古代广州城的中轴线，以此往南取大致垂直线作江宽的量度，较为合适。下面所述古代广州城南临的珠江宽度，皆大致如此量度。
先秦与秦代
先秦时期，古海湾溺谷湾逐渐消失，珠江形成，珠江三角洲发育，陆地出露，沙洲并岸，江岸逐渐向南推进。
秦代任嚣筑城时，任嚣城南面的珠江北岸大致已抵今西湖路一线南侧，这有两个证据：
一是20世纪80年代，在今第一工人文化宫大礼堂东侧凿水井时，曾于地下4米深处，发现了与原市文化局地下秦代船台遗址相同的滑板和枕木，其下也是河滩淤泥沉积层。这说明在任嚣主政时那里曾是江岸。
二是任嚣筑城10年后，赵佗扩筑任嚣城为南越国都城时（这时珠江北岸比任嚣筑城时大约南移了数米），其南城墙就位于今西湖路以北一线，而城墙不会建于江边，因为若建于江边，当珠江涨潮时，江水会直涌进城，故城墙以南必有一片已淤积成陆的江边滩地。
任嚣之所以没有沿珠江北岸筑城，正如没有把城西界建于文溪西支流东岸，没有把城北界建于越华路以南高坡一样，是由于当时一切尚未稳固，还来不及大修城池。
当然，珠江北岸岸线并非平直，而是有很大的弯曲，州城以南江岸线的走向大致上是自东北斜向西南。
城南对岸是河南，秦代时的珠江南岸情况无文献资料记载，推测当在河南台地之下（北）不远，约宝岗北面的今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后。
依上所述，秦末时流经任嚣城南的珠江宽约2024米(今西湖路南侧至今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后)。必须着重指出，这不是确切的实数，而是可以变化很大的约数。下面所记广州城南珠江宽度，均如此。
南越国时期
南越国时期的珠江相当宽阔，约达二千米，为现在城南珠江的十倍，常波涛汹涌，被视为“海”。岸线大致如下。
赵佗初建南越国时（约公元前204年），其都城南临之珠江北岸约在今西湖路一线稍南；岸线的走向大致是自东北斜向西南。珠江南岸约在今同福路宝岗北面的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后至今海幢寺南面一线(1996年7月在此地稍北发现汉代窑址)，江宽约2024米。
赵佗统治岭南地区达67年之久（前204－前137年在位），在其晚年或赵胡执政时，南越国都城南临之江岸已淤出大片陆地，江岸线大致南移至今北京路东侧白沙居一线北侧。
汉武帝平南越时（前111年），南越国都城南临之珠江北岸大概又向南推进了约十余米，抵今白沙巷一线。汉军得以登陆攻城。
赵佗城存在了约93年（约公元前204年－前111年）。建城之初南临江岸线约在今西湖路一线稍南，城被汉军攻陷并遭焚毁时，城南面的江岸线约在今白沙居一线，两地相距约50米。每年岸线南移平均约O.54米。
珠江南岸近台地。秦代时，今河南岛上人烟稀少，南越国时渐有人移居岛上。
西汉初年赵佗定都番禺（今广州）并修筑南越国都城时（约公元前204年），河南岛江岸线约在今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后面的今浦云坊南端。
南越国后期约公元前135年后，江岸线约北移至今同福东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之南侧。至南越国灭亡时（前111年），岸线又稍有北移，但变化不大。
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今河南宝岗大道与同福中路相交处的建筑工地发现古代遗址，清理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灰沟、灰坑等。出土铜、铁、铅、木、瓷、陶（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200余件。这是当年南越人生活居址的遗存。当年此处大致是江岸。
整个南越国时期（约公元前204－前111），南岸之江岸线只稍有北移，约仅10米（浦云坊南端至今同福东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之南侧）。
现以今北京路东侧白沙居至今同福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南侧之距离测算，可知南越国灭亡时（前111年），城南珠江宽约1964米，比秦末时江宽2024米缩窄了60米，历93年，每年平均缩窄约0.64米。《汉书•西南夷传》载：“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清•莫与俦《牂牁考》称：“所渭广数里者，言番禺城下之江。”清•郑珍《巢经巢文集•卷二》注曰：“自是指番禺江面。”均与之相合。
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
西汉南越国灭亡后至东汉末年，凡331年（公元前111年－公元220年），城南珠江北岸线继续南移，珠江南岸线继续向北推进，珠江继续缩窄。
上文说过，汉武帝平南越时（前111年），赵佗城南面的珠江北岸大概南移到今北京路东侧白沙居一线，汉军得以登陆攻城。
东汉初年（公元25年），原城南江岸线约南移至白沙居与乐善里之间。历136年，约南移了28米，每年平均南移约0.2米。
东汉末期步骘筑城时（公元210年），原城南江岸线约南移到今北京路东侧乐善里一线以南，历185年，约南移了40米，每年平均南移约0.22米。
即自西汉南越国灭亡后至东汉末年共331年（前111年－后220），原城南江岸线南移了约68米，每年平均南移约0.2米。江岸向南淤涨的速度比南越国时期缓慢得多，原因大致是，此地被建成南越国国都期间，人口集中，人为填江造地，以供修筑码头、建造货栈、驻扎军队等，沿江滩地自然加速成陆，江岸向南扩展；而南越国覆灭，旧赵佗城被焚毁后，郡治南迁，中央政权不在此地设立政府机构，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西移至今粤西封开一带，旧番禺城地区就只是自然缓慢地发展，江岸南移速度于是放缓。
珠江南岸江岸线继续北移。因岸线有很大弯曲，下面的记述只能取跟州城隔江相望的一段。
南越国灭亡时（前111年），江岸线约抵今同福东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之南侧。
东汉初年时（公元25年），岸线约北移至今同福东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以北。历136年，约北移44米，每年平均北移约0.32米。1996年7月在今同福中路海幢公园西侧发现汉代窑址，年代由西汉中期到东汉，可知该处一带为当时珠江江岸。
东汉末期步骘筑城时（公元210年），岸线约北移至今小港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以北。历185年，约北移62米，每年平均北移约0.33米。
据上推算，自南越国灭亡至东汉末年（公元前111－公元220），历331年，河南岛北岸线约北移106米（今同福东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南侧至今小港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以北），每年平均北移约0.32米。依此计算江宽，大致如下：
南越国灭亡时（前111年），城南珠江宽约1964米（今北京路东侧白沙居至今同福路东端南侧）。
东汉初年时（公元25年），北岸约南移了28米，南岸约北移了44米，约共72米，即其时城南珠江宽约1892米（今北京路东侧白沙居一线南侧至今同福东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以北）。
东汉末期步骘筑城时（公元210年），北岸又南移了约40米，南岸则北移了约62米，共约102米，即其时城南珠江宽约1790米（今北京路东侧乐善里一线南侧至今河南小港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以北）。
自南越国灭亡至东汉末共331年（前111年－后220），城南珠江缩窄了约174米，每年平均缩窄约0.53米。
读本号文章，品广州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