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上古汉语｛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
史文磊丨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文学院
提要本文针对以往提出的上古汉语｛娶｝是准他动词、综合性动词等观点，结合出土文献重新加以探讨。本文的考察，第一，深化了对上古汉语动词｛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且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并非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写作“娶”则是晚至西汉末才开始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作不及物动词。第二，区分了N范畴和N区别这两类名词性成分。｛娶｝（写作“娶”）的不及物或综合性用法体现在N范畴作受事时没有专门形式表达。这一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准确刻画以往所说的对象自足动词，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从及物性的角度辨析了“娶”和“取（取妻）”的字际关系，强调在考察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的信息纳入考察视野。同时强调，在利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语料时，需作审慎处理。
关键词“娶/取（取妻）” 上古汉语 出土文献 及物性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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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结合出土文献讨论上古汉语动词“娶妻”之“娶”[1]的及物性（transitivity）与综合性（syntheticity）等问题。在上古汉语里，｛娶｝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动词。语义上，“娶”的行为涉及施事与受事两个参与者（娶者与被娶者），按说句法上应该实现为高及物性动词（Hopper & Thompson，1980：252），要携带一个直接宾语表达被娶者。但传世文献显示，上古汉语“娶”不带宾语的情况却更为常见，即不及物动词的特征更为突出。对此，李佐丰（2004：103–104）将｛娶｝归入“准他动词”，即“具有不及物动词某些特点”的及物动词。蒋绍愚（2021：4）进而认为，动词｛娶｝“的宾语不出现不能看作宾语省略，因为省略是可以补上的”，而｛娶｝所在的很多句子中，“其宾语补不出来”。
那么，在用作不及物动词时，｛娶｝的对象（即被娶者）是通过什么手段表达的呢？胡敕瑞（2005：7–9）、蒋绍愚（2021：3–4）从概念表达的角度认为，其对象是隐含或综合在动作中，通过动词｛娶｝表达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上古汉语的动词有综合性的特点。”（蒋绍愚，2021：4）在传世早期文献中，“娶”又写作“取”。胡敕瑞（2005：9）提出：“如果把偏旁表意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呈现’，那么像‘娶妻’……可以说经历了二度‘呈现’，第一次是从‘取’到‘娶’，……第二次是从‘娶’到‘娶妻’。”
从传世文献看，前贤所论已经抓住了上古｛娶｝的基本句法语义特点。但是，传世早期文献历经辗转钞刻，是否准确反映词汇语法及文字的本真面貌，有待于出土文献加以检验。有鉴于此，本文重点结合出土文献对｛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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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中的“娶”与“取（取妻）”
——以《左传》为代表
承前所述，关于传世上古文献中｛娶｝的使用特点，前贤已有论述。李佐丰（2004：104）指出“不带宾语和带直接宾语都很常见，甚至不带宾语更常见”，蒋绍愚（2021：3）指出“动作对象经常是不出现的”。那么，这一特点在分布上有无条件？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姜雯洁（2013：190–193）对《左传》《论语》《孟子》的分类调查，先秦文献写作“娶”时不带宾语的例子占大多数（37/47），但集中于“娶 介宾结构”格式（29/37）；写作“取”时则带宾语的例子占大多数（11/12[2]）。这一调查结果大体是符合事实的，但姜文所用文献版本不详，分类也不太精确[3]。因此，下面以《左传》作为代表，对传世文献中“娶”“取（取妻）”的用法作进一步分析。选择以《左传》为代表是基于以下考虑：1）学界公认《左传》文本内部一致性高，且大致能反映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鲁地通用语的面貌；2）书中“娶/取（取妻）”用例相对多见，用法丰富全面。调查以目前最通行的阮元刻本（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据底本）为准。
《左传》“娶”“取（取妻）”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左传》“娶”“取（取妻）”的分布情况
首先说明N1、N2、N3三类名词性成分的分类依据。“娶/取（取妻）”的对象分N1和N2两类。N1（N范畴）的语义是范畴性语义，即相对于跟它搭配的｛娶｝的语义而言，相对概括、没有区别作用的语义，如“妻”“女”“妇”[4]。这类语义属于类指的一种。N2（N区别）的语义属于区别性语义，即相对于跟它搭配的｛娶｝的语义而言，相对具体、承担区别作用的语义，如“东郭姜”“褒人之女”“织女”“贾人子”（例见下文出土文献部分）。这类语义可以是定指，也可以是承担区别作用的类指。[5]N范畴和N区别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它对于揭示及物性与综合性的区别与联系非常关键，参看下文。N3（N所自）代表广义的处所，即“娶”之所自或所在。
共检得“娶”40例，“取（取妻）”15例。
先看“娶”。“娶N1范畴”，1例。如下：
（1）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娶N2区别”，5例。如：
（2）齐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姜，生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3）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左传·文公七年》）
“娶之”之“之”回指前文出现过的信息，是定指，因此也是属于N区别。
“娶N1范畴 于 N3所自”，2例。如下：
（4）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5）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娶于N3所自”，共28例。其中N3所自为地名18例，N3所自为某人某氏10例。分别举例如下：
（6）初，若敖娶于䢵，生斗伯比。（《左传·宣公四年》）
（7）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左传·昭公五年》）
“娶于N3所自”之N3所自如果是前文已知的信息，有时就可以承前省为“娶焉”，3例。如：
（8）夏，公孙兹如牟，娶焉。（《左传·僖公五年》）
（9）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左传·文公六年》）
“娶”后不带宾语，1例。用于“可娶”结构，动作对象（棠姜）作主语，且承前省略。这种情况不影响“娶”的及物性。如下：
（10）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再看“取（取妻）”。《左传》“取（取妻）”共15例。其中带直接宾语13例，占绝大多数，格式全是“取N2区别”。常规N2区别作宾语4例，代词“之”作宾语9例。分别举例如下：
（11）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左传·哀公十五年》）
（12）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曰：“必取之。”（《左传·桓公十一年》）
不带宾语2例，均是承前省略，不影响“取”的及物性。如下：
（13）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14）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左传·成公七年》）
《左传》[6]中“娶”“取（取妻）”的使用特点可作如下归纳。
第一，“娶”不带对象宾语的例子，即作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的例子，尽管占80%（32/40）之多，但主要见于“娶于N3所自”（及其变式“娶焉”）这一种格式（31例）。在其他格式中，“娶”基本都是带宾语的，包括：“娶N1范畴”“娶N2区别”“娶N1范畴于N3所自”；不带宾语的只有例（10）“不可娶”1例，且属于动作对象提到动词前，不影响及物性。[7]
第二，“取”和“娶”的差异十分显著。“娶”有大量作不及物动词的例子，但“取”却表现出典型的及物动词特征。如上所述，“取”15例，除2例承前省略而不带宾语外，其余13例均带宾语。即是说，以往所言｛娶｝这个词具有准他动词或综合性的特征，其实只适用于“娶”，对于“取”而言并不适用。因此，二者应区别考察，不应混在一起。
我们考察了《诗经》《国语》《论语》等文献，结果跟《左传》大体上是一致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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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中的“娶”
本节考察出土文献中“娶”的始见年代和使用特点。“娶”字《说文》已收：
“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不过，从出土文献来看，“娶”字出现甚晚，西汉末期才见到。
需要事先排除4个伪例。第一例出自殷商卜辞：
（15）甲辰卜夬贞…
“”字收入《甲骨文合集》（3297正），也是《汉语大字典》“娶”字头下所列第一个古文字。但该字用为妇名，与｛娶｝无关。徐中舒（1989：1303）已释为“人名”。[9]
第二例出自里耶秦简：
（16） 士五（伍）巫南就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