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口老龄化加快，2021年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老龄化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升至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8%。200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2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从发达国家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中国仅用了20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未来随着第二、三轮婴儿潮人口逐渐进入老龄，叠加低生育率影响，老龄化趋势将加速。预计中国将于2031年前后、即用10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31.1%、2060年的36.8%，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并且，中国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3580万人，占比2.5%。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此外，中国未富先老问题较明显，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将面临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21年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4459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约为-1.49万亿元，连续9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约67%，2021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5353亿元，实际盈余连续9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1年的11.2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65。2021年有12省入不敷出，20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7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8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32.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58.4%，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1.8倍。
3）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2022年中国总人口开始负增长，是1949年以来除三年自然灾害期外，第一次负增长，符合我们近年对人口总量的预测结果；但若生育率持续低迷，将持续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18%降至6.5%。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仅48万，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进入负增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刊文就指出，中国总人口会在“十四五”期间进入负增长阶段。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会在2022年左右达峰，中国人口问题逐渐被重视。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中国人口总量会在2022年见顶回落。
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5、2022年已降至不到1.1，处极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预测，如果不采取实质有力措施，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
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2008年后逐渐开始改善，但农村“剩男”问题仍较突出。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导致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2011年《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为115，这是中国首次把控制人口出生性别比纳入国家规划。2016年《国家人口规划（2016-2030年）》提出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12以下，2030年降至107、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在政策影响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8年的120.6开始持续下降，2022年已降至104.7。但是随着女性意识觉醒和婚姻匹配问题，单身女性规模日趋上升，或将加大“剩男”规模。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2020年超过3000万。
从城乡分布看，“剩男”超过一半在农村，2010年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在城市、建制镇、乡村的分布分别为24.4%、13.5%、64.2%，2020年变为37.4%、16.4%、46.2%。
从受教育程度看，乡村“剩男”超过60%为低学历者。在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中，2020年未上过学、小学文化、初中文化的比例分别为5.8%、21.6%、36.4%。
从经验上看，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的择偶对象就会向低年龄女性转移，并可能将择偶地区范围扩大，城市男性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男性找欠发达地区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低收入贫困阶层。“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扰等。
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更大。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
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