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2021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764.3万对、降幅43.3%，婚姻登记对数自2019年以来连续跌破1000万对、900万对、800万对大关，2013-2021年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5.4‰，“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20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8.6%，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4.9%、19.3%、27.2%。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20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3-31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45.8%；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4-33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69.6%。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
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20年攀升至1042.4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9.3%。从城乡分布看，2020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3.7%，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7%、农村的1.2%。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4.4%，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1.8%。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估算中国抚养成本/人均GDP为6.9，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1) 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1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7.4%。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22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10185元/平。2004-2021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8.3万亿元，增长23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57.4%，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0%增至143.3%。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根据Numbeo数据显示，2021年6月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已占近一半，并且北上广深中心房价收入比分别为41、32、28、32，远高于纽约、伦敦、东京的7、10、10，中国城市家庭对房价支付能力较弱。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托儿所奇缺、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21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52%。
第一，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
第二，我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托幼服务，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照看孩子。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报告2022》，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5.5%左右，供给缺口非常大，而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2.7%。相比来说，中国现有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托幼服务严重不足。
第三，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20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9.2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20年为12.4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42.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7.3%降至50.6%。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20年的44.0%、50.4%、63.9%。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