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黄鹤楼
黄鹤楼所在的蛇山，只是夏口城的一角，可见夏口城的规模不算小。夏口城建好后，孙权的信心大增，提出了“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战略方针，并破格提拔宗室孙奂的部将张梁为沔中督，负责从沔水（即汉水）北上经略长江以北的地区。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权的“入沔”策略很有成效。《三国志·吴主传》载，吴黄武五年（魏黄初七年，226年) ，“秋七月，（孙）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这里的江夏，是指魏国设在安陆县的江夏郡，孙权能够出兵至安陆，说明他已经收复了当年被文聘攻占的夏口的江北部分。虽然孙权未能攻下安陆，但他成功地将战线向北推移70多公里，为确保武昌重镇的安全，留出了战略纵深空间。
到了吴嘉禾三年（魏青龙二年，234年）五月，为配合蜀汉诸葛亮北伐，孙权起兵攻魏，三路北进，陆逊、诸葛瑾等攻襄阳，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阴，孙权自率大众围合肥新城。陆逊、诸葛瑾直接就打到了襄阳，无须顾忌魏国设在安陆的江夏郡兵切断其后路，表明安陆很有可能已在孙权的控制之下。
吴赤乌四年(魏正始二年，241年)四月，趁曹芳即位不久，政局未稳，孙权故伎重演，再次兵分三路攻魏，卫将军全琮攻芍陂，车骑将军朱然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攻柤中（襄阳郡上黄县的一处地名）。
两次战役，孙权都未能攻下襄阳，无功而返。但两次战役表明，在孙权统治后期，魏吴交战的第一线已经大体稳定在距离夏口260多公里以外的襄阳，此时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防线是绝对安全的。孙权“遣将入沔，与敌争利”的方针，与诸葛亮北伐一样，实际上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魏国的反攻
孙权建成夏口城之后，夏口城与原有的偃月城、鲁山城合称“夏口三城”，这三座城分别位于现在武汉市的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基本上就是后来武汉三镇的雏形了。
“夏口三城”组成了严密的城市防御体系，不仅有利于打防御战，而且有利于屯驻更多的军队，通过实行屯田垦荒（江汉平原正是适合发展生产的鱼米之乡呀~），积蓄战略物资，增强后勤保障能力。这是孙权之所以能够在与魏国的争夺战中占据上风，屡屡把战火烧到魏国境内的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孙权晚年，政治昏暗，因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二宫之争”导致许多文武官员被*、被逐，连陆逊那样的当世无双的名将，也因为支持太子孙和而遭到斥责，抑郁而死。孙权死后，孙峻、孙綝先后把持朝政，宫廷政变频频发生，文官武将因站错队而被*、被逐的难记其数。镇守夏口的都督同时又是宗室的孙壹、孙秀先后率部降魏。吴国国力因内耗而大为削弱。
倒是魏国经过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秉政的司马懿父子在用人方面颇为英明，先后启用王基、州泰、羊祜、胡奋等能战之将主持荆州军政事务，平庸无能的逯式等人则遭到罢免。
渐渐地，魏吴两国在荆州特别是夏口战线的力量对比开始逆转，魏国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魏嘉平二年（250年），征南将军、荆州刺史王基“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此前，魏国的江夏郡治所设在安陆县（今湖北省云梦县），王基在上昶（今湖北省孝感市）筑城，将江夏郡治所迁移至上昶城，相当于把战线向南推进了20多公里，魏国的江夏守军距离夏口只剩下40多公里了。
魏国名将 王基
王基的这一步动作有效震慑了吴国，使吴军不敢再像孙权时期那样轻易渡过江北攻入魏国境内。当然，这和吴国人才凋零，缺乏将才，也有很大关系。
四、晋灭吴之战中的夏口
魏景元四年（263年）五月，钟会、邓艾率大军伐蜀。十月，吴国得知魏伐蜀的消息，“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沔中即汉水，丁封、孙异来到汉水之上，显然是从夏口出发的。然而，吴军的动作太慢，魏军的动作太快，就在丁封等人还在商量该怎么打的时候，蜀国已灭，吴国的三路大军也一哄而散。后来因邓艾、钟会先后被*，蜀地大乱，吴国又想跑去捡漏，派步协、陆抗去抢占永安，结果被罗宪打退。此时的吴军不复具有孙权时期的那种狠劲和战斗力，可以说是败相已露。
蜀灭之后两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魏元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魏亡晋立。司马炎即位后，很快就开始着手策划灭吴大计。
晋武帝 司马炎
司马炎经过精心挑选，派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主持荆州地区的对吴作战。羊祜到任后，认为陆抗尚在，夏口的兵力尚强，灭吴没有万全的把握，万一陷入持久战，反而于国于民不利。因此他并不发动强攻，而是在王基建造上昶城的基础上，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地进逼，同时采取怀柔政策，招引吴人来降。
羊祜的办法很有成效。在羊祜与陆抗对峙的末期，羊祜已经能够“会众江沔游猎”，也就是带着大部队到长江和汉水交汇处（即夏口）一带打猎，实际上是举行军事演习。这说明，晋军已经把战线压制到了夏口的江北部分，随时可以打到夏口城了。
这形势与当年文聘进攻至夏口沔北的局面类似，只不过，吴国的军队不再有当年硬打硬抗的勇气，只有退避三舍以避其锋了。吴凤凰二年（272年），孙晧以陆抗为大司马、荆州牧，移镇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这就相当于把荆州的治所从武昌南移200多公里，退到了吴国腹地的巴丘。可见，孙晧对守住夏口已经没有信心。正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说“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孙晧既然认为难以守住夏口，自然也就守不住武昌，所以只有往南退避了。他的希望完全是寄托在魏军不敢孤军深入上面。
这样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了。
晋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司马炎从荆州都督辖区中划出襄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以左将军胡奋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专门负责夏口作战。
又经过两年筹备，此时晋军已有更大的把握，吴国最后的名将陆抗也死了，没有人再能抵挡晋军的攻势。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司马炎正式下诏伐吴。
为了应对吴国扼守沿江要地的防御策略，晋军分兵五路，分别进攻长江上、中、下游，充分利用己方的优势兵力，拉长战线，使吴军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
具体的部署是“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