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舆论的恶意，通常先施加到女性身上。当一个家庭无法生育时，一些吃饱了没事*饶舌者，就开始不怀好意地怀疑、揣测是不是女方存在问题？
这正是李红琴一生悲剧的根源所在。她自身的教育水平、生活环境决定了她的认知能力，她的丈夫告知她“不能生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她没有质疑丈夫的意识，她信了。
她不但信了，她内心还对这种莫须有的“不能生育”罪名深感羞愧，所以她从心理上也接受了田鹏，并以为这是她丈夫在深圳和别的女人生下的。
丈夫杨明富“欺骗”李红琴的情况，无外乎分为两种。
一：杨明富本人对生育方面知识“无知”，对自身生理状况了解并不深，潜意识按照传统观念认为是女方“不能生育”；
二：杨明富知晓是自身生理原因，碍于乡村“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包袱，羞于启齿自身的隐疾（在这里不仅是“虚荣”更是恐惧因此被周围男性鄙视、一辈子抬不起头、无法融入群体），并对妻子李红琴隐瞒真相。
如果说杨明富，因为自身问题，犯了罪，危害了他人家庭，有着无法逃脱的法律责任与道德包袱；那么，无论是哪种情况，被欺骗的李红琴，都是这种男权乡村形态下“生育文化”里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她背负了“不能生育”这种底层舆论赋予一个女性最狠毒的羞辱，她也背负了丧失儿女的家长对“人贩子”的憎恶与记恨。
对于李红琴的人品，电影也是给了足够多的细节去说明的。她在意孩子的需求，一直记得“吉芳”心心念念的蜡笔；她的爱很细致，当她作为养母与生父田文军说出了“吃桃会过敏”的那一刻，生父都很难去记恨她；她的爱让儿女感到舒适，被拐走的田鹏已经是有一定的言语能力了，但还是在几年内改口并迷恋妈妈和妹妹。
03
影片对李红琴悲剧的阐述，无疑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一方面，她是社会地位上的最底层，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只得靠劳力生存，因为“没文化”、作为法盲的“无知”，受尽了城市精英们的白眼与鄙视。
另一方面，作为健全的女性，蒙受“不能生育”的耻辱，她的自尊与自信是长期被践踏的，因而面对警察的盘问，她更卑微。
因而，结尾的“意外*”对李红琴而言，是百感交集的，生活的荒诞，让她崩溃、让她原本的世界观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