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六部比较奇特，既有尚书、侍郎等堂官，又在尚书之上设“管部大臣”。如此，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管部大臣与尚书谁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大多数读者或许会说，如此浅显的问题还用问，肯定是管部大臣有实权。如果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就失之偏颇了，诸位先莫抬杠，且听御史之言有无道理。
满汉双轨制下汉尚书难有作为清代在京各部院衙门，皆实行满汉双轨制，这在历代王朝中是独一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还是受“崇满抑汉”思维的影响，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只有满人掌权，大清的天下才最稳固。
六部堂官满汉尚书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从顺治朝开始就有定例，满尚书掌实权、佩部印，汉尚书实为伴食，在重大的决策上并无发言权。
汉尚书窝囊到什么程度呢？据《清稗类钞》的描述，汉尚书遇事不敢做主，哪怕是火烧眉毛的重大急务，也得请示满尚书。虽然满汉尚书级别都是一样的，但在满尚书面前，汉尚书无疑像是一个低三下四的属官。
汉尚书按照官方的说法，其主要职掌是“主稿”，和现在的办公室主任类似。本来主稿也是部务中的一项比较关键的事务，但因汉尚书无实权，所以只要遇见各司官来请稿，一般都不敢细阅，无非就是走个过场而已。清代官场将这一现象称为“画黑稿”。
至于汉侍郎，则完全是陪衬，他们只享受正二品的福利待遇，却很少有机会过问该部事务。从乾隆朝开始，就出现了六部汉侍郎磨洋工的现象，甚至有些汉侍郎，半个月都不到衙门去一趟。
实际上汉侍郎的权力甚至不如满郎中、员外郎，为何如此说呢？原因无他，主要是六部各司负责某一方面的具体事务，如吏部文选司主管官员选拔，户部各司主管各省钱粮，等等。
按照定例，六部各司都配有单独的印章，同样也是以满郎中为掌印，汉郎中无配印权。
为了体现满汉之别、尊卑之分，六部各司官平日上班时腰上都会挂着一个荷包，里面装着印章。这是在向世人表示，他们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大致是从康熙朝开始，六部中的吏、户、刑、兵四部因为事务较繁，故而皇帝有时以大学士兼管部务。
大学士因为品级比尚书高，且都是皇帝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因而大学士一旦被加上了“管部”的头衔，其权力就超过尚书。
大学士管部在雍正朝以后开始普及，如张廷玉、蒋廷锡等以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有时还不仅限于大学士，还会从以王兼管部务。
清代的官制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以诸王管理某衙门，那么该衙门的最高长官就是王。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六部，还有宗人府、军机处、总理衙门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恭亲王奕訢，自他入军机处后，虽无首席军机大臣之名，却有首席军机大臣之实。
然而，宗室诸王自乾隆即位后不久，便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力，所以诸王管部的情况在咸丰朝以前较为少见。
管部大臣是否手握实权，这得看满尚书的政治地位，或是说兼衔。了解清史的读者大致都清楚，自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的权力被架空，军机处成为实际的中枢机构。
这种转变导致了大学士空有虚名，而地位远不及无品无级的军机大臣。当然，清代的大学士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入值军机处，故而才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者，方可称“真宰相”。
至于少数的大学士，或因年龄，或因宠信程度未能入值军机，但却被赋予了管部的职能。此时如果满尚书不是大学士，但却是军机大臣，那么管部大臣就不能过问部务。
六部因为分管具体的行政事务，作为堂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尤其是户、刑二部，若是对钱粮、刑名一窍不通者，那么是很难有发言权的。
清代在京各衙门，都有各自的“例”，如刑部有“刑部则例”，户部有“户部则例”，则例是日常行政工作的指导大纲，动辄数百条甚至数千条，非精通部务者难以掌握。
如果汉尚书精于则例，而满尚书一窍不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满尚书就不得不退居二线，比较典型的当属晚清两位著名的户部尚书，一是闫敬铭，二是翁同龢。
翁同龢的情况还较为特殊，他之所以能以汉尚书的身份掌管户部，一来是他对户部事务较为了解，但主要还是有状元、帝师的身份加持。
而闫敬铭就属于典型的专业性人才，他很早就与钱粮打交道，镇压太平天国时，就曾在胡林翼手下专管后勤。
闫敬铭升任户部尚书以后，以擅于理财闻名朝野，所以当时的满尚书对他只有崇拜的份，哪敢在他面前托大。
所以，衡量尚书的权力与地位，一定是要放在具体的背景中去探究的，不能以头衔而论，御史此论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