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年，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此后，郑和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在28年中七下西洋，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舰队，先后到达了红海口的亚丁)、、红海内的天方（麦加）、阿拉伯海的祖法儿，东非洲的麻林、木骨都束、剌撒，全程走完了亚洲到红海、东非航线。在中国航海史、对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所谓下西洋，泛指南洋、印度洋一带，具体说，就是明朝人口中“那没黎洋”，就是如今的印度洋海域。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航海技术最先进的远洋舰队。有六十三艘大型海船，搭乘着“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其中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员，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名，监承五员，少监十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船舱里，除了必需的补给物资，还有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郑和舰队从苏州起航直抵福建，然后从五虎门驶进了太平洋深处。一场大航海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次下西洋，历时约两年。此后，郑和先后六次下西洋，其大致时间是：
第一次：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
第二次：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七年（公元1409年）夏
第三次：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十一月——九年（公元1411年）六月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十一月——十三年（公元1415年）七月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五月——十七（公元1419年）年七月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秋——二十年（公元1422年）八月
第七次：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十二月——八年（公元1433年）七月
从郑和下西洋的频率可以看出，永乐皇帝对远航活动十分重视，那么永乐皇帝为什么多次派遣巨型舰队下西洋呢？
关于这一问题，《明史•郑和传》中的说法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及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朱棣在政治上极成熟，他会多次派遣舰队远赴海外寻找建文帝踪迹吗？这一点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不过即使有，也只占小部分原因。
炫耀武力、宣示中国富强也有一定说服力。朱棣通过靖难夺了皇位，合法性颇受质疑，他需要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来树立自己的天子形象。只是，一次两次就够了，为什么持续近二十年频繁的下西洋呢？显然，郑和下西洋还有更深层次的动因。
整个明朝，一直面对着北虏南倭的压力，其中北虏的威胁更大，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敌人，朱棣需要发展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关系。除了陆上邻国越南，明朝在南方没有发动任何战争。除了战略安全，下西洋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大规模远航很有赚头。这个后面再提。
朱棣为什么选择郑和统领这支无敌舰队呢？这要从郑和的特殊经历说起。郑和，原本姓马，是云南昆明人，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明军攻破云南后，他被俘成为宦官，到了朱棣身边。“靖难之役”中，他在军事上多有功勋，所以赐姓为郑。永乐皇帝知道他通兵法，晓文墨，又是伊斯兰教、佛教的信徒，而且仪表堂堂，高大魁梧，术士袁忠彻又对他赞不绝口，所以决定由他带队下西洋。
事实证明了永乐的眼光。七下西洋中，舰队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两次是打击沿途的海盗。凭借强大的军力和丰富的战阵经验，郑和每次都能迅速击败对手。
郑和的舰队是为和平而来，却不会怯为中国利益而战。在和锡兰国王烈苦柰儿的战斗中，锡兰先是诱骗郑和及随从人员上岸，接着五万大军攻击了舰队，还有人攻击了郑和的卫队。郑和手下的二千精锐不退反进，猛攻王城，将烈苦柰儿及其妻子捉拿归案，回国交给永乐帝处理。
永乐皇帝“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下诏废掉烈苦柰儿王位，另立耶乃巴为新国王。等于掌握了锡兰的统治权，加上在满剌加和旧港设立的“官厂”， 明帝国已经掌控了东南亚海域和陆地，假如北方的威胁得到解决，新加坡、斯里兰卡也许就是“自古以来”了呢。
不幸的是，永乐皇帝在1424年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他死以后，从皇帝到大臣都缺少了进取之心，不但北方战线收缩到长城附近，不再主动出击；而且对下西洋不再热心，宣德五年的远行结束以后，国家再没有组织力量进行远航。
文臣们搬出太祖祖训，将下西洋视作“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的举动，坚决要求执行“海禁”政策，非但烧掉了海图，还让舰队烂在港口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下西洋真的是劳民伤财之举吗？
朱元璋称帝时，海上有倭寇和方国珍残余力量的威胁，但国力疲敝无法支持主动清剿，为了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实施海禁。朱棣即位以后，通过下西洋，明军对海外对敌对势力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打击，基本遏制了海盗倭寇对沿海的袭扰。
至于财政支出无法负担，同样站不住脚。舰队船只总造价约为白银五十四万七千两，远比想象的要低。永乐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包括银两和实物。单单银两每年就有750万两进项，即使算是船只的维修养护，加上船上的两万多人一千多两的差旅费，也不算是多重的负担。而且，永乐一超，大工程很多，修大典、征漠北、平交阯、疏浚运河、五征蒙古、营建北京，哪个不比下西洋花的多，因此下西洋远远谈不上耗尽国库。
而且，如此之多的工程，非但没有让财政陷入困境，反而是国库充盈。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说：
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与之相对照的是，基本停止下西洋的 “仁宣之治”，却陷入了财政困难。试想，没有下西洋带来的巨额收入，永乐帝怎么可能办大事，又怎么可能做到府库充盈？
下西洋之所以引起大部分文臣的反对，是因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宋元两朝，海外贸易非常发达，但是私人海商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偷税、*、逃税，国家获利甚少。元代更是因为过度重视商业，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产量降低，结果不到一百年就灭亡。
鉴于这一教训，朱元璋对商业有所抑制。朱棣认识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将海贸官营化，同时限制私人海贸。概括来说，这是一个士大夫大亏钱，国家财政小亏钱，皇家大赚钱的政策。
当时东南沿海已经有了不少从事海外贸易的豪族，不少官员的家族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不会支持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大部分收入流入了宫廷，没有进入政府的财政体系。而政府却要负担着供养舰队的开支，这一点很难让官员们满意。
因此，这项为帝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政策最终被废弃。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在第七次航行中，郑和病逝于古里（印度卡利卡特），归国后葬于南京牛首山麓。而他的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还要等到四百年以后才被中国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