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的先世为女真族，自12世纪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族各部落、建立金国后，却苦于有语言而无文字，迫切需要一个属于其族群的文字以便于统治。于是完颜阿骨打命完颜希尹造字，《金史》载：“完颜希尹本名榖神……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
过去在辽国的统治下，女真贵族长期接触契丹文化，对假借汉字而来的“契丹大字”较为熟悉，于是完颜希尹就以契丹文字系统与汉字楷书为基础，发明出“女真大字”，字形、书写方式都与汉字类似，也都有横竖撇等笔划。而后金熙宗完颜亶（1119─1150年）又根据“契丹小字”创造“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颁行，女真大字與女真小字同時並用。可惜，女真文自创制后即为统治阶层专有，所设的女真字学都专为贵族子弟设立，文字没有进一步推广至民间。直到金灭亡后，女真文形同失传，在蒙古征服金国后，强大的元朝让女真族逐渐习惯另一种文字系统，那就是蒙古文。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女真贵族对于蒙文相当熟悉，直到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落后，又再度面临缺乏本族文字的难题。于是努尔哈赤下令要精通汉语和蒙语的额尔德尼、噶盖创造满文，这是女真人第二次创造本族文字，从女真小字（1119年）到满文（1599年），中间相隔近500年，都是在相似的背景下创造文字。
努尔哈赤时代所创的满文，主要是借用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音，字旁并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或是“老满文＂。但是老满文有音义不清楚的缺点，到了皇太极时代，才由通晓汉蒙文义的达海对旧有满文进行改良，“新满文＂与焉诞生，《清史稿》载：
“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太宗（皇太极），谕达海曰：‘十二字头无识别，上下字相同。幼学习之，寻常言语，犹易通晓；若人姓名及山川、土地，无文义可寻，必且舛误。尔其审度字旁加圈点，使音义分明，俾读者易晓。’达海承命寻绎，字旁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
达海找出那些长得一样但念法不同的字母，分别加上点或圈，以分辨不同辅音和元音，让人一目了然、绝不会读错，还另外添加双元音字头，来对应汉语发音。从此满文成为一种和传统回鹘式蒙文相似，但又不太一样的文字了。
随着清朝建立，满语、满文成为主导地位，且通过“盟旗制度＂（为清朝分化蒙古族，控制其上层贵族而实行的政治制度），让蒙古各级官署相互传递大量以满、蒙文并行的公文书来执行政务，反过来影响蒙古。清廷参考历朝汉文公文书的书写规范，以此为基础，制定出满文与蒙文公文书的格式，两者的书写规则相同，均是“由上而下，从左而右＂，公文内容由：文件作者、受文者、事由、正文、结束语与后书六个部分组成，且顺序不可颠倒。
作为满文的原型，蒙文带给满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频繁的公文书往来下，满文做为统治者的语言，已逐渐影响蒙文的使用习惯，致使同时写有满文的蒙文公文书中出现了来自满文的多方面影响。像是把满语称呼的爵位、官衔名称，以音译、意译或是音译意译混合的方式，直接写在蒙文的公文书里，如：和硕亲王的满文写法为“ᡥᠣᡧᠣᡳ ᠴᡳᠨ ᠸᠠᠩ＂（hošoi cin wang），而蒙文的写法则是“ᠬᠤᠱᠥᠢ ᠴᡳᠨ ᠸᠠᠩ＂（qošui čin wang），可说是直接音译，而收文者也未察觉有异。虽然蒙文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改良建立一套音标系统“阿礼嘎礼字母＂，可用来标注外来词汇。在满文的主导作用下，清代的蒙文也开始出现借用“有圈点满文＂的书写方式来拼写，如在字母后面加“点＂或是直接拿满文字母来拼写等。
脱胎自蒙文的满文，在字形上与蒙文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两者也透过统治来改变其他民族的文字使用习惯。通过保存至今的清代满蒙公文书，看到用词正逐渐“满化＂的蒙文，这也显示着两种不同民族文化彼此交流影响的重要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