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国古代王朝之肇始，这在学界已成为一种共识。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就单列了“夏本纪”一章，不仅与第一篇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五帝本纪”不同，也和《尚书》中“虞书、夏书”的篇章写法迥异。
这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夏朝才能算是王朝，是国家文明的开端。此后的历朝历代史书，包括现如今的教科书，也都把夏朝列为“第一王朝”，而将早于夏朝的历史归入“远古传说”。
不过，考古发现却与传统认知大相径庭。首先，截至目前，夏朝的考古学遗存仅仅找到了“半个”，为什么说是半个？因为被认为是夏遗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2005年以后的“系列拟合”测年数据测定，第一至第四期的年代被限定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的范围内。
其中，二里头作为王都（出现宫殿）则是二期才开始的，也就是时间又被拉低到了公元前1680年，如此算来夏朝国祚满打满算也不过200年，与《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记载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相差太多。
而即使是这“半个”夏朝，也因为第三、第四期考古学文化落入了商纪年，而遭到“二里头商都说”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即使二里头曾做过夏朝都城，但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时（即公元前1560年），也为崛起的商文化所取代，换言之，二里头作为夏都的时间还要被继续压缩。
其次，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大体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再到夏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龙山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前辈”和主要的“遗传因子贡献者”，已经超脱了原始阶段，呈现出了发达文明的诸多特征。
比如龙山时代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山西陶寺遗址，不仅发现了象征“王权”权威的标志性建筑群体宫殿，而且还设有大型仓储区、手工业区，以及等级分明的墓葬群。陶寺遗址在规模、等级、规格及规划性上也明显超过同时代其他古城址，显然，陶寺已然是当时的文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