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说完了造船业，咱们再来聊聊当年对于漕运的具体管理，首先是津渡。
为了方面通行，当时的大唐官府在各河流津口架桥设渡，同时也方便对往来船只进行管理登记，这些“津渡”就相当于关卡，或者是收费站，船只每行至此，便要接受查验与登记，方便官府进行统一管理。
而且对每一处津渡，除了架设水上浮桥外，也有人员安排的明确要求，如每渡设立官职，有“津令、津丞”，也可说是“津主”，就是负责津渡日常管理的官吏，他们也要负责在津渡处设置一艘官船。
浮桥津渡
而每官船安排人员六人，有的也安排三到四人，用以检查过往船只是否超限，是否有违规情况，若无任何问题，便会放行，主要起到管理与疏导水运交通的职能。
《唐六典》：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擅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
而且凡是律法中明令制定的津渡处所，却不造桥梁，不设渡船者，或者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桥梁及渡口者，负责管理津渡的津令与津丞，则都要受到惩治，一经发现，便要经受仗七十的惩罚，若因停船而影响交通者，肇事人则要被杖打一百。
《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者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
这项规定竟然被制作成为律法，而写进《唐律》之中，足以可见当时的唐朝当局，对于水运的重视程度，也可看出唐朝当局对于水运所展现出的态度，是有着较为严厉的意识，犯者，则要受罚，而且杖七十以上的刑罚，属实不轻。
唐朝汉津渡想象复原图
另外还有关于河道水源的管理，唐朝当局也考虑在内，一是不得为了修建水运所用的河堤，而污染了民间用水的水源，若修了河堤，但却是豆腐渣工程，导致河堤决断，因此毁坏农民庄稼，致使财物漂失，则要按律受罚，二是若在该修河堤的位置没有修筑河堤，那负责官吏也要治罪。
《唐律·卷二十七·杂律》：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因河堤断决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
从以上内容所述，相信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对于农民财产的保护重视，以及对于水运整体的重视程度，还是那句话，水运本身就是惠及于民，从而惠及天下的一件事，若不从根本上加以重视，不考虑全面充分，势必会造成混乱，而这种混乱酿造的苦果，最后终究是要自己来尝。
我想当时的大唐朝廷对这点思考的非常清楚，所以才将水运管理纳进法律之内，对每一个环节通过严苛的惩治制度进行约束以及规范，倒不失为古代一种前卫的思想与尝试。
同样的，规范化管理以后，唐朝的水运果真为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商贾们的收益也随着船只建造的飞速发展与水运的管理规范化，日渐水涨船高，而民间商贾赚到巨额收益，自然上税也颇为丰厚，如此唐朝的国库日渐充盈，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再加上官府领头制定统一的内河运价，对市场进行规范，导致不法竞价现象一再减少，使得以长江为主的内河水运日渐蓬勃，在促进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也带动了民间文化的交流与出游风潮，毕竟船比以前快了，能载的人多了，而人民百姓赚的也多了，既然有钱了，那当然是在生活之余乘舟远行，实为人生一大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