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存东
上世纪60年代未70年代初，全国教育界在学校中，开展过一场“学工、学农、学军”的“三学”活动。学生除参加校内劳动，还进工厂、到农村参加劳动实践；向解放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三学”成为广大学生的重要课程。当时我正处在小学、初中阶段，自然也参入其中。
摄影丨罗光庆
轮子掉了
上初一时，学校附近有几座工厂，我们上下学路过厂大门口不时向里张望，看着院里堆放的材料、产品，运输车辆进进出出，感觉神秘好奇，几次想溜进去看看，都被门卫发现遭到拦截。当学校决定我们要到工厂学工，甭提心里有多兴了。
学工的工厂是农机修造厂，产品主要有小麦脱粒机、拖拉机拖斗、耕犁等农业机械。上午我们首先来到工厂会议室，看着墙上挂满的奖状和锦旗，眼前不禁一亮。厂办领导简单介绍了工厂情况后，又带领我们参观厂区和生产流程，看着工人师傅们在热浪滚滚的钢炉前，在又脏又累的铸造翻砂车间，在噪声刺耳的车床旁认真辛苦地工作，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佩。
第一天的学工是在铸造翻砂车间，将倒模出来的铸件上多余的边角甪锤子敲掉，再将不同种类铸件，分别堆码在一起。一天下来，沾在脸上的黑砂被汗水一冲，个个像化了妆的小丑。
第二天上午，我们向装配师傅学习安装小麦脱粒机。车间主任首先讲解了脱粒机工作原理，使我们对这个庞然大物的结构和各部分功能有了基本了解。再分组跟在装配师傅周围，边学边协助他们将一个个另件组装在一起。半天时间，觉得组装技术并不难，“出徒了！”。
下午，全班分成四个组开始正式上岗操作，每个小组负责一台脱粒机转动轴和轮子的安装，脱粒机除有一个与外部动力机连接的大轮子外，还有几个较少的传动轮。先把转轴安装上，再把轮子安在转轴上，工序较简单。轮子内孔有一切口与转轴之间形成空隙，将一根铁销紧紧地塞进空隙起固定转轮作用。要将铁销塞进空隙有一定难度，需用铁郎头用力向里敲砸，有的砸不进去，用钢锉把铁销稍锉一下就容易砸进去了。
同学们叮叮当当干得热火朝天，离下班还有较长时间，各组就分别完成一台按装任务。大家纷纷要求再安装一台，车间主任见同学们工作热情高涨，就让四个组共同再安装了一台。看着亲手制造的产品，大家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成就感。
不过，在后来的一次学农活动中，打脸了。我们到生产队打麦场上劳动时，脱粒机突然停摆，一个轮子掉了下来。村里的农机专管员赶来将机器修复，前后造成停工近一个小时。专管员抱怨说：“今年村里购置的二台脱粒机都犯这个毛病，主要是转轮固定不牢造成的”。听了这话，我心里忐忑，怀疑这二台脱粒机是我们学工时的产品。错不了！肯定是当时我们为把轮子顺利安装上去，将铁销锉去的多了，才导致转轮固定不牢。想到这，看着待工社员们焦急的眼神，我脸上一阵发烧，心底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罪感。
这次“事件”对我触动很大，任何看似简单的事情都包含着不简单的知识和道理，马虎不得。
麦收与秋收
随着教育形势的变化，学习文化课的时间进一步压缩，“三学”时间延长，特别是劳动课（主要是学农），课程表每周安排虽然半天，但经常被延长到一天。劳动课因地制宜，种类繁多，诸如种桑养蚕、拾草积肥、圈养猪兔、助农稼穑、秋后复收等等。
我记忆深刻的有二项。一项是夏天麦收季节，有四五天的时间帮助生产队收割小麦。劳动前，老师布置要自带午饭，穿长袖衣服。第二天上午，我们列队来到附近生产队田头，大家挥舞镰刀争先恐后下到麦田，“唰、唰、唰”不一会儿就推进十多米远。过了近一个小时出现的情况多起来，有不小心有被镰刀割破手指的；有因穿着凉鞋被麦根刺破脚的。太阳越发火辣，大家热得挽起衣袖，细嫩的手臂被麦芒麦桔刺成粉红色，又痒又痛，刚下麦田时叽叽喳喳的声音消失了，收割速度明显慢下来。
越近中午，骄阳似火，滚滚热浪笼罩大地，整个人仿佛置身在大蒸笼中，汗水从额头顺着脸颊流淌，不断滴落在土地上。直起腰望着大片麦田，同学们累得开始叹气，有些同学提议把麦田按组分包，谁割完谁先休息。这时，班干部劳动委员站出来坚决反对，上纲上线地说，这属于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性质。从此再也没人敢提劳动分包。
时近中午，生产队一般都会送来饮水，有的挑来两桶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虽然解渴，但大家评价不高；有的是加了糖精的凉开水，甘甜清冽，想起当时大口咕嘟咕嘟喝水的味道，堪比现在的高档饮料；最受欢迎的是煮开的绿豆水，既解渴又解暑，这种水到收工时一般剩不下。有一次生产队竟然加送了一桶飘着肉片的菠菜汤，同学们拌着自带的午饭，吃得分外香甜，下午劳动时又来了劲头。
凡参加过麦收的人，都深刻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没有不珍惜粮食的。我也如此，这个习惯至今保持不变。
另一项是种“实验田”。学长们在距学校五、六公里外的荒坡上开垦了几块学农基地，轮到我们种“实验田”时正值春天，同学们肩挑人抬的把积肥送到田间，但翻田耕地成了难题，这时不知那位神通广大的同学请人利用空闲时间，用拖拉机帮忙把地耕了。在教农基课的老师指导下，我们把“实验田”全种上了花生。适时划锄、拔草进行田间管理，一片绿油油的花生长得可与生产队的大田媲美。
秋收时，同学们来到“实验田”，兴高采烈地收获自已的劳动果实。时近中午，大家将带蔓的花生打捆，二人一组抬着返校，回程路走了不到一半，肚子里开始唱空城计了。面对眼前白花花的花生果，没一个人去动用。在那个年代如果被扣上“偷吃集体花生”的帽子是很不光彩的。这时有胆大的同学厚着脸皮试着问老师，可否吃点花生充充饥？老师默许的点头同意，追了一句：“每人只准许吃一把”。虽然“一把”花生的限额没有准确定量，但从小受要爱护国家和集体财物，不沾公家便宜的教育，同学们只是摘几个打打牙祭而己。
向山顶进发
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学校的军事气氛逐渐浓厚，原来的体育课改称军体课；投掷项目增设了投手榴弹；班长改称排长。学军活动中的“军事演习”和“拉练”项目具有游戏性，因而，也是“三学”中同学们最喜欢的。
“军事演习”方案是提前设计的，级部共三个班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各班全体人员到达第一目标和最终目的地。第一目标是五公里外的西山脚下，最终目的地是西山顶峰，夺取顶峰上的红旗为本次演习的冠军。
经过五公里的急行军，各班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第一目标。总部发出了向山顶冲锋的信号，冲锋途中设置了路标、“雷区”，各班按不同路标攀登前进。每个“雷区”埋着5颗“地雷”，有的藏在草丛中，有的挂在松树上，探寻到“地雷”有一定难度。遇到“雷区”必须由排雷小分队排除“地雷”后方可继续前进。
排雷小分队由5人组成，设小队长一名。我们班小队长是出名的机灵鬼，一个外号叫“经常”的同学担任。当年小学生间刮过一阵起外号的歪风，“经常”这个外号事出有因。二年级时，有一次语文作业中要求用经常一词造句，他的答案是“我经常发疯”。老师在家访时询问该生“病情”，得知他因为从小爱闹能作，所以母亲常指责他：“你发疯了”。当老师在课堂讲评此造句时，同学们哄堂大笑，从此，“经常”的外号不胫而走。
在听到附近的一班己经排除全部“地雷”，我们却仍有一颗没找到，排雷队员们心急如焚，树上树下东寻西觅，其他同学磨拳擦掌的帮助出主意。一班已经冲锋了，我们才终于排除最后一颗“地雷”。同学们都认为夺旗肯定无望了。待大家蜂涌到达山顶时，却看到＂经常”同学己经在山顶上，他双手紧攥红旗，在与其他班同学争执着什么。原来他看到本小队排雷速度己落后时，急中生智，自己悄声溜走了，提前埋伏在离顶峰不远的一块岩石后面，当看到其他班快接近山顶时，他突然跃出，抢先登顶夺取了红旗。
别的班不负气啊！他振振有词的说：“演习如同打仗一样，当年邱少云所在部队，就是在大部队发起冲锋前设下埋伏，取得了最后胜利”。担任主裁的体育老师听后，觉得虽然他违规，但从实战角度看也有道理，再看各班都在规定时间内登上顶峰，最后宣布这次演习各班都取得胜利，才平息了这场夺旗“风波”。
“ 拉练”是学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决定我们五年级与附近一所中学共同进行拉练，目的地是栖霞城北古镇都的“阶级教育展览馆”（现称牟氏庄园）。
早晨，我们打起简单的行李包，挎上军用水壶，带上路上吃的干粮和少量现金粮票，精神抖擞，意志昂扬地列队进发了。大部分老师和初中男子篮球队员骑着自行车，做为先头部队早已不见踪影。我们大部队随后，排头的同学举着红旗，一路上嘹亮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军歌。下午四点多，到达离目的地较近的十里庄，墅营在当地一所学校。看完篮球队与当地学校球队友谊赛后，晚上和衣睡在教室的课桌上，顶着蚊虫不断袭扰，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上午到达牟氏庄园参观。听着解说员如泣如诉，对解放前穷苦百姓受地主压迫剥削的讲解，同学们紧攥拳头，充满了对万恶旧社会的憎恨。参观结束，简单休整后就踏上了返程路，这时大家已显疲惫，有些同学脚上磨起了血泡，走路一瘸一拐，同学们互相鼓励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离出发地越近，双腿像灌了铅，沉重的抬不起来。快回到出发地时，队伍变得三五一群拉开了距离，行李有背、有扛、有抱着的……出发时那种精神状态荡然无存。骑自行车的篮球队员和老师变成了收容队。
历时二天多，来回100多公里的跋涉，终于回到驻地，同学们虽已精疲力尽，但心里像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一样高兴。
时光荏苒，当年的“三学”活动，往事如昨。有一次几位同学相聚，谈起“三学”活动，大家有道不完的趣事和感慨。虽然对“三学”活动占用时间过多颇有微词，但是都赞同青少年学生增加这样的见习内容。当提起＂经常＂同学时，有人介绍说，初中毕业后，他没能考上高中，创荡社会去了。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从包工头干起，后来成立了建筑公司，又经营起加油站，生意做的红红火火。果真是这样，人生恰如一场攀登之旅，登顶之路不只一条，只要肯动脑子，行得正，走得通，不怕吃苦受挫折，条条都能抵达风光无限处。
作者简介：王存东，笔名村东。中国工商银行烟台分行员工，作品散见于报刊。
壹点号山东金融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