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8日，傅聪先生因感染新冠在英国逝世。这并不是一篇纪念钢琴家的讣文，而是一种提醒：理解他人需要漫长而忘我的付出，可是误解一个人，往往只要一瞬间的念头。活着是最复杂的事，我们每个人的苦楚千头万绪，复杂难言。别忘了，他人也一样。
文｜李斐然
钢琴前的奴隶
钢琴家傅聪在音乐会之前，有一个后台工作人员都知道的习惯——紧张。舞台上的灯光照向一架钢琴，整个音乐厅都安静下来，等他出场。这时的钢琴家却像孩子一样，在后台躲躲藏藏。他的经纪人管这个环节叫做老小孩闹脾气，一直到80岁都是这样，上场之前总是畏惧，先是漫长的沉默，继而惊慌突然爆发，不行了！不行了！弹不了！我弹不出来！最后常常要经纪人拽着他的手，像哄小学生上学那样，把他从后台拖出来，他才能登台。
傅聪谈起钢琴的时候，最常使用的词是神圣、宗教、信仰和上帝。他常常形容自己是音乐的奴隶，每一次上台的心情是从容就义，抱着走钢索的心情上去，随时准备粉身碎骨。他在音乐会前总是跟灯光师讨价还价，光还可以更暗一些吗？他是真心想要在黑暗中弹琴。调音师调好了琴，大部分钢琴家试一试琴就走了，傅聪总是不放心，常常留下来很久，跟调音师商量，让我再弹十分钟好吗？弹过十分钟之后，又恳求，让我再弹十分钟吧，就十分钟。
其实，所有钢琴家上台都害怕，跟年龄、经验、天赋、成就都没关系，音乐访谈里常能看到，世界最有名气的大钢琴家们私底下聚在一块儿，聊得最起劲的话题是上台之前吃什么药能缓解紧张。只是傅聪的紧张似乎比其他人更强烈，也更漫长。他不仅怕上台演出，私底下有人听他练琴也让他焦虑。他练琴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一个人关在琴房里，那是他和琴的单独对话。
傅聪小时候是一个并不害羞的孩子。父亲傅雷是大翻译家，家里常来文人朋友对谈，傅聪和弟弟傅敏躲在客厅门后偷听，被抓到时弟弟马上就哭了，傅聪还会犟嘴。八岁那年，父亲的朋友发现，这个孩子有绝对音准。家里为他买了琴，请了老师，他把巴赫的练习曲和《水浒传》并排放在琴谱架上，一边机械地弹着巴赫，一边兴致勃勃地看李逵打架，直到楼上书房里的父亲听出了异样，下楼站在他背后大喝一声，他还沉浸在书里，那声大吼真的像李逵一样。
音乐里的父亲是严厉的，但也是赤诚的。傅雷钟爱音乐，他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所热爱的音乐世界。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他把全篇第一句话译作江声浩荡，因为他觉得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这个译法打动了几代读者，流传至今。他亲自编写只属于傅聪的教材，单独给他上课，教他用中国古典文化理解音乐，第一堂课讲了三句话，是《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傅聪还是孩子的时候，弹琴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高兴。跟第一个老师学琴的时候自由自在，把一本莫扎特的小奏鸣曲都弹了，弹完后还可以吃一块点心。后来的老师管得严，每次练琴要在他手背上放一枚铜板，弹琴时不准掉下来，弹到11岁他不想弹了，跟父亲吵架，想要去参加革命，后来一个人留在云南上学。不过，远离音乐的日子只过到17岁，他帮同学的唱诗班弹伴奏时，坐满教堂的听众为他的音乐深深打动，大家自发为他募捐路费，要送他回上海，继续学琴。
就这样，傅聪在17岁回到了钢琴面前，正式学琴。从那时候起，不是为了练完琴吃一块点心，不是为了铜板不掉下来，不是为了应付父亲，钢琴似乎成了一种近乎上帝的存在，让他敬畏，也让他着迷。再也用不着任何人催促他练琴了，父亲发现，睡在床上的他还在背乐谱，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继续弹，后来上台演出时，傅聪常常十个手指都包着橡皮膏。这种热爱是傅雷最熟悉的感受——他做翻译的时候也是如此，连午休的梦里都在推敲字句。
钢琴前的傅聪是忘我的，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听他弹琴能感觉到，他要离开，他要用音乐离开眼前的世界。他也因为这种忘我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正式学琴一年后，他在上海第一次登台演出，两年后到波兰学习肖邦演奏，1955年他在第五届华沙肖邦钢琴大赛获得第三名，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玛祖卡奖，这是代表最能深刻诠释肖邦的奖项，也是第一个中国人获此奖项，一个中国年轻钢琴家却能深刻诠释风格极难掌握的肖邦，音乐评论界将傅聪定义为一个中国籍贯的波兰人。
分隔两地的日子里，父与子逐渐迈向了不同的命运终点。傅雷写信给傅聪，告诫他面对人生，高潮时不至太紧张，低潮时不至太沮丧，就是人生胜利，如若依然苦恼，可以听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读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就会熬过难关。而那时候傅聪的信里分享的多是明媚的讯息，他写给父亲的信里一多半都在谈论音乐，分享他在演奏中感受到的乐趣。那时候他常常一个月开15场音乐会，隔一天开一次，而且是不同的曲目。
1960年代的钢琴家傅聪 图源视觉中国
他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份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只是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音乐是最重要的事。这也造就了他和时代之间的误解。在作家叶永烈的记录里，文化部的领导批评傅聪在留学期间太多谈论苏联问题、波兰问题，告诫他再这样下去，就要回国下乡劳动。这句话让傅聪真的以为，回国就要劳动改造。他是一心要活在音乐里的人，17岁才认真练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要怎么弹琴？于是，他没有回国，买了一张去英国的飞机票。这是他一生最受争议的一次选择，有些事情因此彻底改变了。1966年9月，傅雷夫妇自*。再没有人跟他在信里热烈地讨论音乐，钢琴前只剩下了自己。
后来的傅聪喜欢躲在黑暗里弹琴，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喜欢公开活动。前半生想说的话，都写给了自己的父亲，后半生想说的话，都告诉了自己的琴。坐在钢琴前，他是音乐的奴隶，这是他的宗教，也是他人生几乎唯一的表达。
其实在傅聪一生的演出中，曾有过一次毫无犹豫的登台。1966年11月，傅聪辗转知道了父母的死讯，残酷的是，第二天他还有音乐会。他失去了至亲，也失去了知音，那一次是真正的不行了，弹不了。后来傅聪接受采访时说，几乎就要取消演出之前，他想起了父亲。我知道假如我取消这个音乐会，我父亲会失望的。
第二天的音乐会如期举行，舞台上的灯光一亮，钢琴家又一次走向了钢琴。傅聪绝大多数的演奏会流程都很简单，快步走上台，在昏暗中弹琴，快步走下场。只在那一天，他在开始弹琴之前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2006年傅聪钢琴音乐独奏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 图源视觉中国
到音乐里去
傅聪住在伦敦的家里，顶楼的房间是他的琴房。一整面墙的书架上装满了琴谱，两架三角钢琴占据了屋里几乎所有空间，钢琴家只剩墙边小小的角落，守着窗户练琴，从天亮练到天黑。
他的练琴时间是每天10个小时，80岁之前几乎天天如此，最长的一次连续弹了14个小时。他不吃午饭，不睡午觉，练到满意才去吃晚饭，要是有弹不好的地方，晚上他是睡不着觉的。由于手指常年过度劳累，经常受伤，得了严重的腱鞘炎，他就扎着绷带继续练。后来，医生强制要求他休息，80岁的时候，他才勉强把练琴时间缩短到每天6个小时。
他始终活在一场紧张的追逐里，总觉得自己手指很硬，不够灵活，而且17岁才认真学琴，童子功不够，我做钢琴家永远觉得难为情。他常拿波兰钢琴家帕岱莱夫斯基举例子，这位钢琴家也是17岁学琴，维也纳名师跟他说不可能，他靠难以想象的苦练，才弹出成就。这个勤勉的前例还有一句名言，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朋友知道；三天不练琴，听众知道。我是一天不练琴，听众就知道。我比他还艰苦！
就连刚做完手术，医生叮嘱要休息，傅聪还是每天练琴，妻子劝不住他，打电话回国，想让弟弟傅敏劝他休息。傅敏反过来劝她，哥哥是必须活在音乐里的人，没有音乐才是他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