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宣武
这时，川军李全山团长作为一线主官，他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他带着怯战的情绪征求他的部下的意见，他们也都不愿意再打。他们都认为：既然龙八步袁国瑞旅长那里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河而上，川军腹背受敌，决难久持。李全山遂决定，由周桂三营留部分兵力断后，李全山自己率两营主力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
周桂三当即决定，以饶连的虎班长带一个班的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到饶连虎班长放火烧桥的时候，红军22个勇士已开始从桥上打到接近东岸。
时任红四团党总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亲自到二连挑选了22名勇士担任飞夺泸定桥的突击队，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队长。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1名，还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办的《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该报于1930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办），就有“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的记载是“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后来，根据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22名。
杨成武
红四团22名突击队从桥西向东岸进攻的时候，因为当时敌人拆桥板是从桥中心拆起的，而未能全部拆完，靠近桥西头的桥面还有一部分桥板，红军战士从桥西冲到桥板被拆除的中心桥段时，他们一部分人骑坐在两根铁索上，然后身体趴下，两只胳膊夹紧那两根铁索，两条腿再夹紧那两根铁索，向对岸匍匐前进。因为这样才能够比较稳当地爬过去，想要站在铁索上“踏着铁索冲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部分战士留在靠西岸的桥板上，向对岸射击掩护爬铁链的战友；随后爬铁链的红军战士到达靠近桥东头剩有桥板的桥面，也开始向着东岸开枪射击，掩护后边处于桥中心趴在铁索上匍匐前进的战友，让他们尽快爬过铁索桥。突击队全部队员到达桥东头有桥板的桥面时，过桥就成定局了。
最早撰写文章记叙飞夺泸定桥之战的，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1906-1970），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教育部工农教育局局长等职。他作为亲历者写了《飞夺泸定桥》一文，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此文收录在1937 年 2 月在延安编纂完成的《红军长征记》一书中，该书于1942 年正式出版。彭加伦的文章应该是在1937年2月以前完成的。根据彭文的记载，最后关头东岸敌人开始放火烧桥，突击队一时停了下来，但廖大珠很快带头冒火冲了过去，因为必须趁着桥板还没有完全烧毁，还可以“踏着”火冲过去，如果停顿时间很长、火把桥板完全烧透了，很可能铁链也烧红了，想要过去就更难了。在前文提到的《战士》报第一八六期关于“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的记载中，“爬铁链冒火过河”的用词是准确的。
事实上，由此人们也可以假设，假如川军一开始拆桥时就改拆为烧，那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把桥板烧光，甚至把铁索熔断，那样的话红军过河就很难了。幸亏他们最后一刻才想起来烧桥。
根据张伯言四人文章的记载，川军虎班很快全部被红军消灭，川军饶连剩余队伍为了掩护周营撤退，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仍作最后的抵抗，经红军连续进攻，被迫撤离战场，追上周营部队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七）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小结：
1、对泸定桥之战，国民党军川军部队作出了周密部署，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川军在红军的强力进攻下失败。红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两场关键战斗的胜利。
2、红军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红军是一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队伍，具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具有无坚不摧、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和旺盛士气，而国民党军川军尽管占据有利地形和防守优势，但缺乏战斗意志，必败无疑。
3、红军指挥有方、英勇善战，一部分部队强渡大渡河，形成两路红军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势在必得。国民党军虽然也从安顺场到泸定桥都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把守，但执行不力、应对失据，大渡河、泸定桥两处都被突破。他们挡不住红军的进攻。
4、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是紧密关联的两场战斗。强渡大渡河是飞夺泸定桥的前提，如果没有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没有飞夺泸定桥的胜利。虽然西岸部队已经夺取泸定桥后东岸部队才到达，但没有东岸部队有力攻势的支持和策应，泸定桥桥东守敌主力不会很快撤走。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两场战斗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5、红军装备虽然并不太好，但川军装备更加低劣，加上士气不振，根本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
本文最后顺便介绍一下张伯言等四位作者及其撰写回忆文章的情况
（一）《二十四军在川康阻截红军的实况》四位作者简介
1.张巽中（1892-1958），字伯言，号伯方，四川成都人。早年入四川武备学堂、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2期学习军事，1917年1月，考入陆军大学第5期。1919年冬，陆军大学毕业，入川军刘文辉部，长期在川军任职。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4师7旅少将旅长。1935年初任第24军参谋长，参加堵截长征红军。同年底，任第24军138师5旅旅长。1937年，任第24军138师第1旅旅长。2月22日，获授少将军衔。1945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戡乱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军管区副司令。1949年12月，随刘文辉在西昌参加起义。参加民革时间不详，应该是刘文辉等人参加民革的同时或稍后时间。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成都市西城区政协副主席。
张伯言（张巽中）
2.杨学端（1888-1969），号蜀修，四川西昌人。1909-1911年在成都中学读书，1912年-1914年在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14-1916年在驻重庆川军第1师第2团任排长、连长。随后赴日留学，1917年-1919年在日留学，任少校队附，见证人陈文正。1919-1922年，回国进入在北京的陆军大学校第6期学习，见证人鲍秉琦。其间1913-1918年仍一直挂名为川军刘文辉部24军1师参谋长，1919-1922年升职任24军川康2师少将特科团长，1932年任第24军第5旅旅长，1935年参加围追堵截长征红军，1937年2月22日叙任陆军少将，8月任第24军138师副师长，1938年秋兼任第24军西昌行营主任，1945-1946年调任24军中将参谋长，1946-1949年任西康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雅安参加刘文辉等领导的起义。1950-1955年在西南军区司令部贺龙部任高级参议，1955年起任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杨学端
3.朱戒吾（1908-2010），四川崇州人。14岁加入川军，后考入黄埔8期学习，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在刘文辉部队任职，曾任国民党24军137师参谋长。1946年7月任军调36小组代表，时任北平军调部第36执行小组中共中央代表朱光与朱戒吾相处十分融洽，1946年中秋节，朱光亲自动手做广东菜招待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朱戒吾做了回锅肉和麻婆豆腐两道川菜共庆中秋。1946年10月，朱戒吾回家结婚，朱光特设宴为之饯行，题诗赠别：“秋风秋雨压关来，和说难成劝早回。蓉城杨柳丝丝绿，莫负心心叶叶催。”（这句“蓉城杨柳丝丝绿，莫负心心叶叶催”很有意思）并跋语曰“与戒吾兄共事军调小组，戒吾兄衔命内调，并将返蓉结婚，特为饯行，席间索诗，因以赠之，并祝燕尔。”（朱光原是解放军高级军官，解放后长期担任广州市市长。他对朱戒吾很有好感。见胡提春 叶创昌 黄永镇：《朱光传》，《广州文史资料》第40辑）婚后不久，朱戒吾参加民革，在中共川西区负责人胡春圃的领导下秘密开展工作，后在国民党第95军参加彭县起义，为从起义到解放军接管成都市阶段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参阅乔曾希：《在迎接成都解放的日子里》，黄埔2001-04）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第五、六、七、八届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常委。1950年，出席了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协商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同年被任命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成都市建设局副局长。1955年至1965年又先后担任司法局局长、民政局局长。1965年任成都市政协驻会副主席，在市政协工作23年。从1954年4月起，朱戒吾一直是第一、二、三、四、五届民革成都市委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委。（参阅署名本刊记者的《朱戒吾印象》一文，黄埔. 2001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