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片中的梦露在母亲的病榻呢喃：“你做了正确的事，你生下了孩子，你生下了我。”虽然是安慰，肯定的却仅仅是母亲的生育能力。影片对于梦露母亲的职业——电影剪辑师——以及其对女儿的职业生涯可能产生的影响避而不提。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我会真以为格拉迪斯·贝克和所有文艺作品中疯了的母亲一样，只是一个不祥的疯女人，除了生小孩和发疯没做过第三件事。
从母亲处继承了“疯病”的基因，经由好莱坞的盘剥，《金发梦露》中梦露的疯癫由数次流产被逼至最大化。每次流产都在强调梦露最大的遗恨是成为平凡的母亲，而非严肃的演员。如果要从《金发梦露》里提出一个最精彩的场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以下这一段：梦露从堕胎的手术台上惊起，一路向外奔跑，跑入记忆中母亲纵火的火场。蒙太奇把童年阴影和夭折的婴孩联系在一起。梦露频频重返创伤处，如同梭巡在犯罪现场的凶手。插入影片的电脑动画里，婴儿在痛苦地抽动，像神秘主义的谶语。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在历史上，疯癫，尤其“歇斯底里”，一直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在18世纪西德纳姆的《实验医学》里，这位医生言之凿凿地说：“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多么严谨！一个身体不适且情绪低落的女人，就可被盖章为疯癫。
《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进一步揭示由古至今女性肌体和疯癫之间的关联。*、分娩、月经等一系列女性生理反应被视为是女性“格外敏感”的征兆，而“格外敏感”所代表的就是歇斯底里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精神疾病。”
在《金发梦露》中，胸部、嘴唇、大腿和子宫都在承载*的同时，成为滋生疯癫的温床。生育的女人把疯癫遗传，不孕的女人则面对流产和无后作为终极诅咒。我想很多观众产生强烈的不适，因为他们看见的不只是扭曲的梦露，而是千千万万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露确实患了抑郁症。但她保持工作，甚至被认为状态“达到巅峰”。在她人生的最后几次采访中，她像一个永不止息的战士，甚至影视生涯的结束都不会把她击垮：“我非常反感媒体说我患有抑郁、跌倒了低谷这种话，就好像我完蛋了似的。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沉默，尽管在拍电影的事情上完蛋了，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那种工作就像是百米跑一样，你终于到了终点，你叹了一口气，说自己终于成功了。其实你永远到不了终点。永远有下一场戏、下一部电影，一切又得从头再来。”
从梦露的时代到当下：
她们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其实，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切换在黑白和彩色、幻觉和理智、胶片与真实之间，《金发梦露》也玩尽了媒介游戏。古巴裔的女主角安娜，始终保留着一些古巴口音，这一切都时时在提醒观众，你所观看的可能并非现实。
然而为什么，这种效果并未将绝大多数观众说服？我认为客观原因之一在于，影片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并不明显。早在二十多年前拍《阮玲玉》的时候，关锦鹏就采用过史料、演员采访和表演交错剪辑的方式起到更好的效果。比起《金发梦露》中对非英语母语者几不可辨的古巴口音，《阮玲玉》一会儿展示作为演员接受采访的张曼玉，一会儿展示扮演成阮玲玉的张曼玉，让观众更清晰地辨识阮玲玉和张曼玉、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这样，才避免了与阮玲玉死前留下的“流言可畏”一起同流合污。
电影《阮玲玉》剧照。
客观原因之二则是，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对性别议题高度敏感的时代。
在描述这个时代之前，我想先说梦露的时代。在读梦露的自传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很智慧且有力量的女性。但坦诚说，有一件事让我隐隐不快，那就是梦露偶尔出现的“厌女”言论。比如她说：“事实上，我的人气，只局限在男性之中。女人们要么假装喜欢我，要么就直截了当地表达我激怒了她们，毫无掩饰。”当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时，有一个女老师，她说：“起初，这让我感到失望，因为我不认为一个女人能教会我什么。”当然，后来女老师的才华让她折服。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判梦露“雌竞”。我感慨的是，梦露的心态是多么典型。彼时，女性广泛地成为被消费的客体，且为了竞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资源，而缺乏同性同盟关系。当时的世界远没有准备好尊重一个“女艳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梦露确实被很多女性所嫉妒着。自传中，比起关系好的女性，她写了更多与之有龃龉的同性圈内人。
《玛丽莲·梦露：我的故事》，[美]玛丽莲·梦露著，宋慧译，浦睿文化 |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7月。
但女性同盟真的不可能存在吗？梦露这样的女人，注定要活在男性凝视的消费和女性的排挤之间吗？在看《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时，让我最感动的是梦露的医生说的一段话：“（梦露死后）我接到几通普通妇人的电话。她们的反应是，如果她们早知道玛丽莲有麻烦，她们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帮助她。这时我才了解，玛丽莲不仅吸引男人的目光。女人了解在她内心那个失落的小女孩，她们对这种状况有所反应。”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或许微弱，幸而在如今逐渐由涓流汇成大海。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反复提到“花与花联合起来”，如今流行的是“女孩帮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或许，当下我们才终于开始学会理解玛丽莲·梦露。也因此，如今的人们看到《金发梦露》中陈腐的角色塑造，才会感到怒不可遏。
上文中也提到，比起还原梦露生平的传记片，其实导演多米尼克更倾向于定位 《金发梦露》为一部基于乔伊思·卡罗尔·奥特兹的同名小说创作的改编作品。还原现实不仅在“现实-小说-电影”的多重转换中变得希望渺茫，而且从一开始就并非导演的本意。多米尼克想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真假参半的叙事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