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1月9日 俄军派办理交涉事务总管库罗斯托维支与增祺的代表周冕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9条。规定俄军驻防奉天等处，该省清军一律解散，将军要听命于俄方"总管"。
1901年2月16日，在“暂且章程”被否定之后，它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提出了比“暂且章程”更为狠毒的十二条侵略要求，阴谋独占东三省。它甚至狂叫“俄据东三省，无论何时，亦无论立约不立约，决不退还。
1902年4月，沙俄又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交收东叁省条约”，在清政府保证俄国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许多特权後，规定俄国在一年半之内分叁期从东北撤军。
然而，俄国仅从东北撤出部分军队後，便不再撤军。清政府於10月初照会俄国，敦促其按条约规定撤军，然不被理会。此刻，俄政府之四部大臣於雅尔达开会，确定了“将来满洲（指东北）必须并入俄国，或隶属於俄国”的方针。12月15日，沙皇下令暂停从东北撤军，公开撕毁已签订之条约；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9日 维特在雅尔塔与外交、陆军等大臣举行特别会议，密谋"限制中国向北满移民，并进一步向铁路沿线地带移居俄罗斯人"。鼓吹要使"满洲归俄所有，或是依靠更牢固的联系，使之受制于俄国"。
1903年4月18日，沙俄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交了“新七条”，第二天，这些内容就被清政府外务部官员泄露，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确地泄露给了日本驻华外交官。当天夜里，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匆忙拜访奕劻，力劝中国拒绝俄国新条件。
随后，“新七条”举世皆知。沙俄犯了众怒，千夫所指。一直垂涎同一片土地的日本反应最激烈，很快就对沙俄亮出了獠牙。
1903年11月25日，日本秘密向清政府通报了日俄交涉已无前途及日本的备战情况。战争已经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立场仍然举棋不定。
1904年2月10日，日俄正式宣战。美国公使就分别向清、日、俄三国声明，要求交战国尊重清政府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国驻华公使分别致电本国政府，建议各自政府表达与美国相同的意愿。又过了两天，清政府才宣布“中立”。事实上，“中立”的决心也不好下。在朝野上下一片“联日拒俄”的声音中，袁世凯倡导的“局外中立”很少有人附议，因而显得有些另类，但他的身份决定了发言的分量。
在对抗沙俄的目的上，日本和清政府有着一致性，双方在战前又表现出了异常亲近，应该要求中国助战才合常理。事实上，日本一直没有中断寻求清政府的支持，它只是让清政府做出“中立”的姿态。个中原因，既有英美施加的影响，也有现实的考虑。与沙俄之战，日本已经动用了举国之力，如果沙俄找到借口，从东北之外的区域进攻清朝，日军无力应付。
2月15日，日本率先宣布尊重清朝“中立”。19日，沙俄也同样表态，但不接受清政府划定的熊岳城至安东县界街一线以南“指定战地”（大致为辽东半岛东部），认为应扩展于整个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部。日本随即表示，“除俄国占据地方外，尊重贵国之疆域”。言下之意，有沙俄军队的地方全在战争范围内，自然也是东北全境。
袁世凯是清政府“局外中立”立场的倡导者，但这只是公开的姿态，背地里行的是“联日拒俄”之实。在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回忆录中，袁世凯起到了突出的协助作用。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由青木宣纯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
一名幸存的特别任务班第四班成员回忆，他们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双方还约定了暗号，以便特别任务班成员在遇到危急情况时能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当时，双方对此均讳莫如深，一般东北官员也不知详情，直到三十余年后，事过境迁，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做了表彰和纪念，客观上揭露了这一秘密。
清政府暗地里对日本的支援，沙俄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有意思的是，清政府对沙俄的答复，在多数情况下明显是“装糊涂”甚至耍赖。
1904年5月7日，俄军指责“兴京厅以南所扎之华队随同日人攻打俄人。”清政府自然极力否认，而且反诘：“兴京厅以南驻扎之华队，究系某县所属，是何地名，带队官是何姓名，所带人数若干？”“须有确实凭证，不得以疑虑揣度之事，笼统言之。”
1904年12月28日，俄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照会：“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岭有日军二百名并华人三百与俄军攻击，该华人编队身穿号衣，上有中国团练第一、二、三之百人队字样，并在战场留尸七具为证。”这个说法算得上言之凿凿，清政府指定奉天当局调查，结果干脆以“遍查宽甸境内，并无太平岭地名”回复。
日俄战争期间，沙俄也没有真正尊重过清政府的“中立”，本该受“中立”保障的东北人民生命财产不断遭其荼毒。沙俄意见最大的招募华人助战，其实也是他们的手段。比如后来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日俄战争开始时就是先投靠在沙俄一方，然后又转投日本。
清政府没有恪守“中立”，日俄也未尊重“中立”，三国两方互相指责、警告，但又很默契地配合着，将清政府的“中立”戏演到战争结束。
日俄战争持续了一年半之久，规模之大，伤亡之惨，均为历史罕见。1905年8月，在美国的调停下，均已精疲力竭的日俄开始和谈。9月5日，双方达成《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宣告结束。
《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中国的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领水的租借权，由俄国让与日本，南满铁路(由长春宽城子到旅顺)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由于《条约》中说明，这些规定“须商请中国政府承诺”，1905年11月，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即作为全权代表来华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清政府和日本最终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对这份条约的影响和袁世凯在谈判中起到的作用，史学界有着争论激烈的评判。
一些学者认为，《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没有规定的一系列权益，被袁世凯拱手送给日本，如：在安东、沈阳、营口开辟日本“租界”，开辟长春、哈尔滨等十六处为通商商埠，开办中日木殖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木材，日本享有改良安奉铁路及15年的铁路经营权等等。
另一方则认为，中日双方在《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中都有妥协，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代表为恢复行使我国在东北的主权，力所能及地抵制了日本掠夺新的政治要求。日本在《朴茨茅斯条约》之外增加的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性要求全部被删去，比如“中国政府非经日本国应允不得将东三省地土让给别国或允其占领”等。
据当时参与谈判的曹汝霖回忆，中日谈判结束后，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即向他表达了不满情绪：“此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竭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时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徒费光阴，不从大处着想……”
以得失大局衡量，清政府最看重的主权和领土在《朴茨茅斯条约》中得到确认，接受这份《条约》对清政府算是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当然，即使再不满意，清政府也没别的选择。”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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