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各省命题标准不一。2004年以后许多省市分省命题，但考试时间、试卷结构、考试题型、试题分值基本相同。1977年不仅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高考时间不同，而且高考试卷五花八门，差异很大。以语文科试卷为例，总分100分中，作文题分值最高的是江西，占100分（文科另有20分古文翻译，应该属于加试参考题）；上海占90分，北京占80分，天津、山西、内蒙、安徽（文科）、福建（文科）、宁夏、四川为70分，河北、辽宁、黑龙江（文科）、湖北、广东为60分；最低是湖南，文科作文只占50分。也就是说，作文分值最高与最低的省份相差整整一倍。江苏、浙江、河南、广西、甘肃、新疆（文科）西藏语文试卷没有列明各题分值。更有甚者，是内蒙、安徽、贵州、云南4个省区的语文高考试卷，理科只考一篇作文，占100分。
1978年开始又恢复到全国统一高考，不再有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命题的差异。另外，因为“文革”期间“复课闹革命”以后，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和教育大纲，各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差异极大，为了使考生复习应考有所遵循，1978年4月，教育部颁发了一个《高考复习大纲》，指导考生复习，也作为高考命题依据。
3.地市评卷和初选。1977年高考整个招生工作分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及省市自治区批准4个阶段。由于有地市初选环节，加上1977年恢复高考时间匆忙，来不及实行全省统一评卷，因此采用地市评卷的办法。1977年11月，福建省招生委员会领导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不少人反映和担心各地区阅卷评分能否严格按照统一的评分标准掌握，如果某一地区从本位主义出发，在阅卷评分过程中有意放宽本地区评分标准，以便获取较高的成绩总分，特别是像语文科的作文、政治科的问答题，放宽可以加上好几分，卡紧也可以卡掉好几分，对总成绩影响很大。为此，福建省在福州考区先行一步，取得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同时在地市设评卷检查组，不仅检查各科评卷的进度，而且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省招生办也抽调有教学经验的各科教师组成检查组，进行检查。
1977年高考最为特别的是地市初选这个环节。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审、考试、和体检的情况提出初选名单（全省的初选总数应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并汇总全部材料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当时福建省招生委员会领导在省招生工作会议上就提醒，要处理好山区与沿海地区之间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的关系，在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下，对山区给予必要和适当的照顾。与80年代以后地市很少参与高考招生不同，1977年高考地市招办具有一定的权力，还保留了一点过去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招生指标下达到地方的做法。因为有地市初选这个特别的环节，所以主要在省内招生的各大学各专业一般不会出现某个地市完全没有人考上的情况。
4.放宽政审条件。经过*的亲自修改，1977年高考政审的原则是“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就是主要不是看考生的家庭成份或家庭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问题。1977年的政审标准和报考条件比“文革”前宽松许多，大部分高校的大部分专业，都录取了一些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的考生，尤其是到1978年3-5月间临时扩招和招收77级走读生，对政审的条件比1月份录取的学生政审条件有所放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略高一些。虽然有的地方因为政审还是拦住了一些高分考生，不过绝大多数地方政审比“文革”前大为宽松。
5.临时扩大招生。由于1977年高考涌现不少优秀的人才，于是在77级大学生已经入学的时候，1978年3月决定扩招，3月初补录了少量新生，其中有些属于照顾性质。同时匆忙复办师专或举办师范大专班，本科大学则招收走读生，在1978年5月以后才入学。1977年，“全国原计划招生215000人，各地和高等院校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努力挖潜，扩大招生23000人，举办各类大专班招收4万人，共达到278000人。”尽管如此，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76%，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1978年也有临时扩招之举，而且比1977年扩招幅度大许多。1978年11月初，教育部召开扩招会议，通知各高校扩招一批大专学生。有不少高校1978年扩招的部分学生，到1979年初才入学。1979年5月，教育部在制定1979年招生计划时，曾对1978年的招生规模作过回顾分析：“1978年高等学校在完成国家原定29.3万的招生计划之外，许多省市又扩招了11万，实际招生40万人，比1977年增加了48%。扩招大量学生，由于校舍、设备、教师条件不具备，给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是，从现在看来，1978年的扩招对80年代初弥补青黄不接的人才断层还是很有必要的。
6.招收走读生。由于中国的高校学生全部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而当时各高校学生宿舍非常紧张，为了尽可能多招收优秀学生，恢复高考时一个重要创新是招收走读生。77级走读生大部分是父母家在省会或大学所在城市的考生，其中老三届较多，到1978年5月以后才入学。根据国家的要求，各高校尽可能挖潜，如厦门大学1977年招收走读生54名。厦大78级大学生已经于9月13日开始上课，在11月3日才初步拟定扩招走读生计划649人，并提出：“为了缩小先后入学学生在教学上的差距，全省扩大招生计划确定后，省招生办应尽快安排我校进行录取工作。”为解决教室不够的问题，学校充分利用现有教室采取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排课（这在当时是创新举措），请省市将附近国有单位的房间作扩招学生用的教室，并请省市有关部门协助解决课桌椅不足和走读生的交通问题。
以上所述恢复高考中的变革与创新的6个方面。我曾在《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一文中概括过77年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等几个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方面。其实1977年高考还有一些因为要赶时间的临时创制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报考艺术专业者不是参加文科的语文、政治等科目考试，而是参加单独的语文考试；77年高考考生只能在考前填报三个志愿，这是中国70年高考史上最少的志愿数，1978年便可以填报5个学校各2个专业，即10个志愿。许多因时制宜的举措使得1977年推迟半年的高考和招生录取得以实现，于是诞生了绝无仅有的77级大学生。
已出版的上百本77、78级大学生回忆文集，一般都以班级、学校或全国为范围，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回眸高考四十年》的特别之处，是以一个省（福建省）的77、78级大学生为选文范围。
三、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与际遇
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除了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以外，与之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尤其是被录取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群体。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因恢复高考而改变，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因恢复高考而改变。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国家拨乱反正，向知识、文明的回归的拐点，是国家复兴的拐点。有的学者认为，“77级”已经不单纯是一届大学生的指称，而是已经衍变成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她永远地篆刻在了共和国的高考史上。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与改革开放历程至为相关的群体，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群体，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群体。
（一）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
“高考的恢复，使得高校选拔出一批批在素质上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着天壤之别的新生”，造就了77、78级这一特殊的教育群体，其中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如果不是恢复高考，1977年同样是招收20多万人上大学，就基本上不会是后来的77级大学生的这些人。因为招生指标分配到各个公社、大队、厂矿等，靠“群众推荐、领导同意”，可想而知77级大学生中至少95%的人在当年是不可能上大学的。
由于“文革”中断高考11年的积压，1977年高考人数众多。如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原来估计报考的人有50万，而高等学校只计划招收5千名左右，真是“百里挑一”。后来实际报名共计264245人，其中报考大学129453人，占49%。报考大学中，文科48292人，占报考大学数34.5%（文科招951人，50取1），理科81161人，占65.5%（理科招收4296人，19取1）。为了尽可能使一些优秀考生能够上大学，1977、1978年在高考后都匆忙扩招。1978年3月9日晚，教育部部长刘西尧“遵照邓副主席指示”在教育部召开关于扩大招生的全国电话会议上说道：“现在有许多考得好的考生，来询问为什么没有录取。对于确实优秀的考生，不录取是太可惜了。应该尽量挖掘潜力，择优录取。北京市委已决定将两千多名政审、体检合格、成绩在三百分以上没有录取的考生，全部录取。……我们现在招的学生到一九八二年才能培养出来，现在多招一名学生，到一九八二年就多一个建设人才。”正是当年决策者打破常规的举措，才会有77级扩招7万余人、78级扩招11万人，否则，77、78级大学生群体就不是67万人，而是只有50万人左右。
77、78级大学生的纪念文集，绝大部分都以纪念恢复高考为主题，以讲述参加高考的故事为主体。
在《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一文中，我曾概括出77、78级大学生具有“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求知*强烈、学习格外刻苦，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但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等群体特征。除此以外，本文认为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构成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来源复杂多样。与80年代后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不同，77、78级大学生多数不是应届生，来源十分复杂多样。当时通常在录取名单中将新生来源分为工人、上山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在校高中生、解放军干部战士、其他等9类。厦门大学1978年录取的1102名学生中，工人占22%，上山下乡知青占19.2%，回乡知青占11.1%，干部职工5.1%，部队1.7%，其他7.6%，应届高中生占31.5%，在校高中生占0.7%，平均年龄为20.74岁。78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生所占比例比77级增加不少，平均年龄比77级下降。
在广东省高校录取77级新生名册中，“年龄”栏还分为“20岁以下、21-25岁、26岁以上”三类。1977年贵州省的高考语文试卷除了作文题、问答题以外，还有第三部分参考题，标注说“（25岁以上的文科考生必作，25岁以下的选作）。”这表明25岁是一个考生年龄分界线。按当时文件规定，招收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的考生，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青年，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但是许多大学在实际录取时，都突破了“30岁以下”的年龄规定，录取了少量超过30岁的考生。一些高校尤其是部分师范院校的77级，还按年龄分班，将“老三届”为主的大龄同学分为一个班，其他较年轻的同学分为另一个班。
江苏省1977年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名单表，在“注意招收的生源”栏中，还列出“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台湾、港澳、华侨青年、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外语学校毕业生、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等几类。1977年安徽省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情况登记表有一栏名称为“推荐类别”，下列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业科技积极分子、台湾省籍青年、港澳和归国华侨青年、其他。因此即使是77级大学生，全国也还有个别同学属于推荐选拔入学的。
2.成绩差别较大。不像现在各大学同专业录取的新生中，同一省市区的新生高考成绩普遍较接近，77、78级大学生同班同学的高考成绩差别相当大。因为年龄差别巨大、考生来源身份不同，加上按规定不公布高考分数，所以同省市进入同一大学相同专业同一班级同学，高考分数落差很大。在高考4科总分只有400分的情况下，有的大学77级同省生源同专业学生中高考分数最大差别达100分左右的。当然这是极个别最高分（状元之类）与最低分的落差，但分数落差之大，在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的11个年级中，不同年代毕业的学生文化水平差异颇大，这从高考的成绩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1977年高考是分省命题各地市评卷、不是全省统一评卷的情况下，各地市的高考分数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是同一地市的高考分数则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以下列举1977年广州市各类考生的高考成绩作比较。
资料来源：广州市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广州市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市一九七七年高考质量初步分析》，打印稿，1978年2月。
从上表可见，66、67届毕业生的高考分数最高，应届高中毕业生成绩最低。66、67届考生初选上线率占该两届考生50.4%，应届毕业生除政治科不及格率占55.5%以外，语文、数学、物理科的不及格率都在90%以上。这与“文革”期间流行的“读书无用论”有关，多数高校录取的77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都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