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日本留学生
清朝赴美留学的学生
陈曾佑逐条分析了《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各学堂毕业生奖励与授职办法的不合理之处后，介绍外国学制说：“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博士，卒业时不过授以文凭而已，未有授以官职者也。惟其授以文凭，故一学堂卒业，虽多至数千人而不觉其滥；若尽授以官，则难乎为继矣”。
他还介绍了日本的用人制度，“外务省、文部省以及法工商各省需人时，都是招考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考试合格后任用。至于其他人，学农者为农师，学工者为匠师，学商者入银行，学医者入医院，各有当办之务，不必皆为官。”“是其学堂与出身，截然分为两途，不相妨而相成，自无滞碍难行之弊”。他主张中国也应仿照日本的做法，自小学以至大学，毕业时皆授以文凭，让他们各自从事各自的职业；“至于各部与外省办事需人，则特命大臣考试，一如日本成法”(《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光绪政要》卷31)。
陈曾佑的议论，表明清末已有人开始认识到以科举出身奖励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的不合理，要求加以变革。然而直至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才真正消除科举制度的余毒，实行新的学位文凭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
科举废止
清末从改革科举内容到废除科举制度，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改革科举考试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1901)， 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实行“新政”。清政府下诏自明年始，乡会试及岁科改试策论，头两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第三场仍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但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还下诏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其后，政务处会同礼部拟定停罢八股后各项考试章程13条上奏，除规定取消八股、改试策论外，亦规定停止诗赋、小楷取士。
第二阶段，递减科举取士中额。
陈旧的科举制度和新式学堂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但是，科举制度沿袭日久，“一旦废之，士子必多觖望”。考虑到骤废有困难，张之洞等大臣遂决定采取渐废的办法。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建议从甲辰科以后，按年递减科举各项考试取中之额：“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兰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奏请递减科举折》，《光绪政要》卷19）。此折上呈后交政务处议奏，未有覆议。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联衔，再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重申“时势阽危，非人莫济，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促请清廷早定大计，“俯赐施行”。
第三阶段，废止科举取士制度。
三科减尽科举中额，就是10年以后，到那时再停科举、兴学校，人才培养出来就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纵使立停科举，遍设学堂，也必须十几年后，人才始盛。因此，社会舆论普遍呼吁立即废除科举，清廷许多封疆大吏，如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人，亦联名奏请立停科举。
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制度终于走上了它的末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四日，清政府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光绪政要》卷31,第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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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状元大典》毛佩琦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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