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⑮
第四章 五四-风暴之后
文/陈斓
5*君马者道旁儿
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得以扩大，首先是因为蔡元培的辞职与去留。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还没有拒不签字的明确表示，在蔡元培的说服下，学生已经决定复课，本已经放了北洋政府一马，但北京政客公报私仇，按照安福系阁员（成员主要在宣武门安福胡同办公）的建议，立即提出所谓整顿学风。所谓整顿学风，首先就是拟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改由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自从5月4日开始，他们就出言威吓北大和蔡元培，说“要烧北大房子、*北大学生”“要以三百万金收买凶手刺*蔡元培”等等。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公开表态说：这次学生运动，就是因为蔡元培片面强调新学新理，蔡元培就是个神经病，校长既然是神经病，学生只能是神经病。
这是自新文化运动初期，林纾直接致信蔡元培，指斥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之后，对蔡元培的又一次公开指责。
而安福系的阁员们表示，蔡元培是要利用北大学生，向政府施压，重回政坛，蔡元培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梁启超、林长民等一系列人，这些人不去，党争就不能停止，政府就不得安宁。
蔡元培原本就是造炸弹、搞革命的人，他是不怕事的，而长期为官，他知道徐世昌一时释放学生，这不过是以退为进，为的就是下一步罗织罪名，以捉拿“幕后黑手”。而在徐世昌、徐树铮、安福系看来，他蔡元培就是“幕后黑手”，在这个时候，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们，也势必起哄，以为时机来了，趁此老账新算，其目的就是夺回北京大学这个阵地。
蔡元培清醒地看到，五四运动可能有的结果无非是：学生一时被安抚，随后便秋后算账，北大换人，在巴黎和会上公然签字——这是最坏的结果；再就是北大继续抗争，直到政府不敢秋后算账，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好的结果。
而要争取这个好的结果，只有斗争。
蔡元培擅长的斗争方式，当然不是公然去鼓动学生，而是自行辞职。
蔡元培第一次辞职，就是因为在袁世凯政府里，他和其他同盟会阁员认为权力应该在国会和国务院，而北洋系则认为权力应该在总统。面对袁世凯对他软硬兼施，他便愤而辞职了。
袁世凯都不怕，难道还怕了徐世昌吗？
何况，如今让他辞职的理由是明摆着的——此时的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惫，作为一位崇尚个人自由的学者，他虽然很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忽然被指为利用北大搞政治，他断然不能接受。
蔡元培被各学校校长奉为和政府打交道的领头人，学生们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长们要联合行动，他也不能不参加；而政府也把他视为学运风潮的幕后操纵者。他身不由已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请愿，明天到警察厅求情，这完全违背了自己办学的初衷。
5月8日午后，又有人向蔡元培通风报信，说政府方面认为，只有蔡离开，风潮才能平息。如果蔡不去，法庭就要严办被拘学生。蔡元培认为，倒不怕有人要买他的脑袋，但是“我恐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蔡元培后来写道：“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于是，蔡元培于5月8日晚向政府递交了辞呈。次日晨五点半钟他悄悄离京，甚至连他最亲近的人都没告知，出走天津，前往杭州。临行前失望、愤怒、悲哀的蔡元培留下一纸声明，写道：
我倦矣！“*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 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1]
“*君马者道旁儿”——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是学生游行害了蔡元培，实际上，蔡元培自己说得很分明——是北洋政府要把鼓动学潮的罪名加于自身，把学生爱国运动说成是党争，以此要他的人头，他不怕，他怕的是学生运动被污名化。
蔡元培到达天津后，立即发报给夫人黄仲玉，请她不要惊慌，也不要跟着离京，就在北京家里等着，闭门谢客就可以了。
正如蔡元培所预料的，他的辞职，立即产生了轩然大波，北京城为之震动，北大学生立即发布声明——学生们的自觉行为，绝不能让校长担责，蔡元培一天不回校，北大一天不复课！
天亮以后，这个声明顿时震动了北大师生。
同学们迅速将它油印出来散发各校，又立即震动了北京。整个北京学界愤慨激怒的情绪，就像干柴遇烈火一样，瞬间点燃。于是，北大的学生们于“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之外，又加上了“蔡校长复职”这一强烈要求。
在蔡元培出走的当天，北大立即召集全校代表会议磋商，决定先以全体北大学生名义呈请政府下令挽留蔡校长。同时北大学生派代表见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三点要求：
（1）请总统特下命令挽留；
（2）派司长赴津劝驾；
（3）由学生方面通电上海陈述一切。[2]
北大教职员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为挽留蔡元培到教育部请愿。北大教职员会作出若蔡校长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致总辞职”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