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心实验一番。当时他已三十四岁，他娶了年仅十八岁的索菲娅姑娘，她是莫斯科时髦医生兼家族老友别尔斯大夫的次女。他们婚后定居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婚姻的前十一年伯爵夫人索菲娅生了八个孩子，接下来的十五年又生了五个。托尔斯泰喜欢马匹，骑术高超，非常喜欢打猎。他有效经营自己的产业，还在伏尔加河以东买了新田庄，所以最后他拥有1.6万英亩的土地。他的生活遵循熟悉的模式。
俄国有几十名贵族年轻时代好赌、好酒、拈花惹草，后来结了婚，生下一群小孩，定居在自己的田庄，照顾产业、骑马打猎；不少人跟托尔斯泰一样信奉自由主义，为农民无知、赤贫、生活环境污浊而难过，想要改善他们的命运。他跟他们大家唯一的不同是他写了两部世上最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如此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就跟迟钝的英格兰萨塞克斯郡乡绅的儿子雪莱居然写出了《西风颂》一样不可思议。
20岁的托尔斯泰（1848年）
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和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
他们俩都是情绪激烈的人，而且很有所谓的个性。这通常表示有此天赋的人性格上并不讨人喜欢。伯爵夫人索菲娅生性苛求、占有欲强而且很容易嫉妒；托尔斯泰则是严酷又不宽容。他坚持她亲自喂小孩吃奶，她十分乐意，可是其中一个孩子出生时，她乳房肿痛得厉害，不得不把那个孩子交给奶妈，他蛮不讲理乱生她的气。他们不时吵架又和好。
他们相爱很深，婚姻大体算美满。托尔斯泰努力工作，孜孜不倦于创作。他的笔迹很难辨认，可是每一部分写完伯爵夫人就替他誊写一遍。她非常善于辨别他的字迹，甚至猜得出他仓促写的简略笔记和没写完的句子。据说《战争与和平》她整整抄了七遍。
西蒙斯教授曾描述他一天的生活如下：“全家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的妙语和笑话使得话题有趣又生动。最后他总是站起来说，现在该工作了，然后走进书房，通常会端一杯浓茶进去。没有人敢打扰他。下午他露面，是要运动运动，通常是散步或骑马。5点钟他回来吃晚餐，狼吞虎咽，吃饱了就生动描写他散步时的各种见闻，让在场的人开心开心。饭后他退入书房去看书，8点钟再到客厅陪家人和访客喝茶。现场常常为孩子们演奏音乐、朗诵或者玩游戏。”（注释：E·J·西蒙斯《列夫·托尔斯泰传》）
那是忙碌、有益和满足的生活，未来许多年似乎没理由不照着同样愉快完美的状态继续下去：索菲娅生小孩，照顾孩子和家园，帮助丈夫工作；托尔斯泰骑马打猎，监管田庄和写书。他已经快要五十岁了，对男人来说那是危险时期。青春已逝，他们回顾过去，很容易自问他们的人生等于什么；前瞻未来嘛，老年隐隐浮现在前方，会觉得前景一片凄寒。
有一项恐惧终身困扰着托尔斯泰——就是死亡的恐惧。人必有一死，除了危险和重病时刻，大多数人都识趣地不去想它。但死亡对他却是挥之不去的隐忧。难怪他在名叫《忏悔录》的作品中描述他当时的心境说：
“五年前一种很怪的状况开始降临在我身上。起先我经历了困惑和生命凝滞的时刻，好像不知怎么活下去或者怎么办才好，我感到失落和沮丧。但这种情况过去了，我继续照先前一般过日子。后来这种困惑时刻愈来愈频繁，总是遵循同样的形式。永远是以下列问题来表达：一切为了什么？有什么结果？我觉得自己立足的根基坍塌了，脚下什么都没有。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不复存在，我可以仰靠的东西都没有了。我的人生已经停顿。我可以呼吸、吃喝和睡觉，我做这些事身不由己。但是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我觉得该合理实践的愿望了。
“这一切都是在我拥有一般公认的好运时降临我身的。我还没满五十岁；我有个好妻子，她爱我，我也爱她；还有好儿女和一大片庄园，我没花多少力气就将它改善并扩大了……我受到人们赞美，毋须自欺也可以自称是知名之士……我具有同样阶层的男人少见的身心力量：体力上我割草比得上农夫们，脑力上我可以一口气工作八到十个钟头，不会因为如此透支体力而生病。我的精神状态却在告诉我：我的人生是一个不知谁对我开的愚蠢而又恶毒的玩笑。”
他小时候就不再信仰上帝，但失去信仰使他郁郁寡欢、很不满意，因为他没有理论可解开人生的谜团。他自问：“我为什么要活，该如何活呢？”他找不到答案。现在他再一次信仰上帝，但对一个脾气很容易激动的人来说实在很奇怪，这竟是借推理过程相信的。他提笔写道：“我存在一定有某个理由，万千理由中的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就是人类所称的上帝。”这是上帝存在最古老的证明之一。他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也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但后来他想到自我是永恒的一部分，觉得难以想象它竟会随身体死亡而终止。他一度坚信俄国东正教教会，但他看到教会博学之士所过的生活跟他们的主义并不相符，感到极其厌恶，自觉没法完全相信他们要他信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