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思想影响最大的两派，儒家和法家在很多方面可谓各执一词，泾渭分明，二者似乎搭不上边。比如，儒家说“性善”，法家说“性恶”；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法家提倡“以法治国”。二者的观点总是针锋相对。
但是，它们似乎又有点“渊源”：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学生，尤其韩非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跟随荀子（儒家）学习的韩非最后却成了法家？
图1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人
- “性恶”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做为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观点已经在荀子这里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性恶”论的提出。
与孟子只是在与他人的辩论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恶“。他在里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性恶》）的观点。而且他认为，世界所有的丑恶和乱象都是由“性恶”导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之欲，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图2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
“性恶”论可谓是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韩非所说的“法、术、势”的基本假设都是“人性本恶”。基于这个观点，法家认为，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于“人性本恶”，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劳的。再退一步讲，就算人变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即主观上努力的结果，“伪也”）。
同样的，对于“性恶”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劝”的方法，因为他的本性是恶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用“刑名法术”。这就为法家的治国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韩非子·心度》篇中说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而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就是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必须依靠严刑峻法。
图3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
- “隆礼重法”：由“儒”向“法”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有一条明显的“演变线”，就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儒家提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可操作”，并且由此可窥见其与法家的思路越来越接近。其中，荀子对于“由礼向法”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中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即“礼”的出现是为了调节人的本性中对利欲的追求。
而到后来，荀子发现，“礼”往往与人性发生冲突，或者说，由于人“性恶”，“礼”的运转并非十全十美。这时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时他意识到需要一种强制性来保证“礼”的实施。所以，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说法，并将二者并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