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
与学生韩非只强调“法、术、势”不同，荀子虽以礼法并称，但仍认为“礼”高于“法”。《荀子·强国》篇中有云：“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可以成就王业，而“法”只能成就霸业。并且，如果“礼”能得到执行，“法”自然会被遵守：“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与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视“礼”，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图5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
- 题外话：为什么说“三晋”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
说到法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代表人物大都出自“三晋”地区或主要在这一带活动。如韩非、申不害是韩国人，慎到是赵国人，李悝是魏人，而更为人熟知的商鞅在去秦国之前也主要在魏国活动。
那么这里面只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三晋，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合成。因其国君原为晋国六卿，且于公元前453年联手打败原晋国执政智氏，并在日后瓜分了晋国，故合成为“三晋”。
从地理上看，“三晋”位于战国七雄中的中间位置：西面是秦国，东面有燕、齐，南方则是楚国——可谓是在“夹缝中生存”。尤其是赵国，西边要应对秦国不断东扩的野心，北方又要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所以这一地区的人可谓“生于忧患”。这种生存环境往往会使人特别重视现实的利害，即“活下去并活得好比什么都重要”、“经世致用”比“高谈阔论”更有市场。这就为法家思想的诞生和实施提供了很好的现实土壤。
图6 战国七雄
《战国策·齐策》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三晋”地区法家思想的深入人心。
齐国派人出使赵国，面见赵威后（赵惠文王之妻）。赵威后询问使者有关齐国的三个“处士”的事情，他们分别是钟离子（好施舍救济）、叶阳子（经常帮助“鳏寡孤独”者）和婴儿子（孝敬父母）。可以说，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但赵威后并不是要赞赏他们，而是质问使者为什么齐王没有让他们出来做官、辅助齐王。因为在她的眼中，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助王”——只要你的行为有利于国君的统治，你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表彰你的品德多高尚。
紧接着，赵威后又问起了另一个人的情况：“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说一个叫“於陵子仲”的人，既不臣服于齐王，也不治理自己的家业，更不与其他国家来往（标准的隐士作风）。
说到这里，赵威后突然话锋一转：“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乎？”——这是带领人民去做对国君无用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掉他呢？
图7 赵威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孝成王的母后
在赵威后眼中，只要是对国君无用的人，都应该*掉，哪怕你只是个“隐士”。这与法家的思想如出一辙：在法家的理论中，个体没有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价值。如果你的行为威胁到了君王的统治，自然是要被*掉的（如韩非所说的“五蠹”、“八奸”）；而如果你想做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却也是不得的（如赵威后的言论）。即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完全取决于能否“助王”这一点。
自秦以降，历朝历代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思想治理国家。虽然两者在许多观点上都截然相反，但也并非毫无联系。这一点在荀子和韩非身上可以找到一些渊源，而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先贤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启发。
文:爱影
参考文献：《士人与战国格局》，《荀子》，《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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