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怀宇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的散文自成一体，在《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之后，新出《有缘有幸同斯世》，可谓是“师友语丝”。此书收录的是近三十年中金耀基书写父亲、三位老师、十位前辈、八位同世代的朋辈友人的文字。
金耀基转益多师，最受教益的老师当属王云五。王云五正式的学校教育虽短，但他自少至老，总是手不释卷，曾说：“宁一日不食，不肯一日不读书。”而他所读之书，不受学术范畴或界域之限，说：“中文，我想老翰林也没有我读的古书多；而英文，博士和专家也没有我看的书广。”这使他生前享有“活的百科全书”与“博士之父”的雅号。金耀基认为：“在学术分裂，专业化愈演愈烈的今日，出现像云五先生这样‘文艺复兴式’的通人可谓百年难得一有。”而金耀基所撰的《王云五先生墓志铭》，更是至文。
当年金耀基考入政大政治研究所读硕士时，政治所阵容不算大，但教授大都是名满一时的学人，所长是浦薛凤（逖生）先生。金耀基回忆：“我们在校时，逖师每年至少会邀请学生去他家吃一次饭。有精致的菜肴，有欢欣的气氛，而最令人难忘的是逖师与师母那种相敬如宾的情景。师母有她自己的事业，但在家中，她是以逖师为中心的。师母是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逖师，也那样亲切地招呼逖师的朋友和学生。我相信，逖师在公务丛忙的生活中，仍能手不释卷，孜孜于学问的研究与著述数十年如一日，实不能不归功于师母。”
金耀基的另一位老师邹文海先生（景苏师）逝世后，金耀基的回忆也是亲切而富温情：“中国儒家与西方学院系统下的‘执着性’与‘机括性’全不在景师身上留下痕迹。他，冬天，一顶鸭舌帽，一袭青袍，那样洒脱；夏天，赤身露肚，全无遮碍，何等自在。景师不是酸儒，亦不是蛋头，他的人格世界有一种特有的风姿与艺术性。景师像一首诗、一幅画。”旧时老师的风采，读来别有一番滋味，而师友之间的感情，仿佛可从《论语》中寻找到点点滴滴。
汪曾祺有名文《多年父子成兄弟》，而金耀基的《“相思”欲静，而山风不息——敬悼父亲》让我们见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父子的另一种深情：“六年前，他经不起我再三的请求，才用毛笔以行书写了这本薄薄八十页，不过一万余字的自传。父亲字临王羲之、颜鲁公，虽不是书家，却有帖意，秀逸浑厚兼而有之，很能显露他的性格。自传里所述的事，不是什么丰功伟绩，但却真实地显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一个做人子、做丈夫、做人父、做朋友，做一个君子、一个好人的道理，也真实地显出了一个读书人服务政界所表现的忠于职、勤于业、勇于负责、以德自修、唯法是尚的精神。……他使我们感到清清白白，他使我们拥有一个‘独行无愧其影’的人父！”也许，到了晚年，金耀基受他父亲的影响更显现出来。年过八十以后，金耀基更喜欢写书法，相信是在父亲早年督促之下练“童子功”所致。
钱穆是新亚书院的创办人，后来却因外扰内斗而黯然离开新亚，终于定居台北。金耀基受命出长新亚书院时便出了一个高招：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金耀基写道：“1978年秋，钱宾四先生亲自来港，主持以他为名的讲座之首讲，讲题是‘从中国历史来谈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前后六讲，历时一个月。钱先生虽已八十四高龄，且患目疾，惟神形贯注，一丝不苟，讲堂风采，不减当年，而听众之踊跃与热烈，极一时之盛。此一讲座不只成为新亚书院的大事，亦香港文化界之大事。钱先生的首讲无疑为这个讲座树立了声誉和模范。”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第二位讲者是李约瑟。1979年10月，金耀基特别和李约瑟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访问谈话。金耀基问：“您觉得您遗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是什么？”李约瑟答：“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应该是我们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工作。简单地说，这是一桩公道（act of justice）。我觉得西方对中国文化是不公道的，现代西方最骄傲的是科技，西方人长久以来，以为中国是没有科技的，这是极大的不公道。我想我们的工作是对中国文化尽了一份公道。”2009年，陈方正出版《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对“李约瑟问题”进行回应，也许早就种因于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
金耀基的同辈学人，近年也渐渐远去，他追忆朋辈的多篇文章，颇引人感慨。金耀基与逯耀东早识于台大读书时，金耀基特别提出：“逯耀东先生除了史学上有功夫，他还是一位文章高手，他是史学与文学并秀，两方面都散发了他的笔墨才华。他的两本中国饮食文化散记《肚大能容》《寒夜客来》，是史学，也是文学，今天在大江南北都广泛流传了。逯耀东先生自称‘懒散’，其实‘散’或有之，‘懒’则未必。他在两岸三地品尝地方小吃，脚头之勤，在我朋友中未之有也，而他著述之勤，单看他出版的上百万字的书稿就知道了。”
《有缘有幸同斯世》中所追忆的人物，我唯一有机会访问的是李亦园先生，因此读来倍感亲切。钱穆先生说过：“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去，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去一分。”金耀基有感而发：“亦园兄走了，但他的言行面貌却涌现在我眼前，他没有死去，他活在我心中，活在他的朋友心中。”金耀基与李亦园有许多共同语言，但所谈无不是有关社会科学在两岸三地发展之事，偶尔亦会谈到学界内外的人与事。
在文章最后，金耀基说：“我在这个世界已活了八十年有多了。八十多年中凡与我同生斯世的人不能不说是‘有缘’的，但有缘却也是有‘幸’与‘不幸’之分。一种人，我是深感‘有缘有幸同斯世’的，另一种人（还好是少之又少），我却感到‘有缘不幸同斯世’。李亦园先生不只与我‘同斯世’，还是属于同一世代的，我与亦园兄结识半个世纪，我十分珍念我们五十年的相知相重淡交如水的情义，我要对亦园大兄说：‘有幸与君同斯世’。”这一番深情表述，也正是《有缘有幸同斯世》一书的“文眼”。在金耀基的追忆里，现代学术史上一些著名学人的意趣形象仍活在后人的心中。（李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