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多瑙河Franz von Gernerth新的填词
同年，施特劳斯将《蓝色的多瑙河》合唱版改编成管弦乐版，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在奥地利使馆上演。甫一上演便大获成功，其风头之劲让彼时在巴黎呼风唤雨的作曲家奥尔巴赫大怒，觉得作为本地的头面人物被奥地利佬砸了场子。
蓝色多瑙河海报
此后《蓝色的多瑙河》掀起了热潮，1867年乐曲首演同年，它就在巴黎、纽约、伦敦等世界主要音乐都会纷纷上演，这在交流传播极不方便的十九世纪绝难想象。施特劳斯的出版商因为收到的《蓝色的多瑙河•钢琴谱》的订单太多，甚至做了一百块印刷铜板（最多可印刷一百万份乐谱）以应对雪片般的订购需求，很多订购甚至来自澳大利亚、非洲以及南美地区。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和赚得盆满钵盈的支票，小施特劳斯得意地说：“不是我，而是魔鬼写了这首曲子。”
蓝色多瑙河演出现场速写
奥地利第二国歌
很多伟大的作品经常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人们往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认识到很多杰作的价值，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马勒的交响曲......而也有太多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声名显赫，但却迅速被埋进了历史的尘埃，比如梅耶贝尔的大歌剧。而《蓝色的多瑙河》无疑就幸运得多，它刚一出世就万众瞩目，之后又长盛不衰。
施特劳斯家族以创作包括圆舞曲在内的社交音乐、轻歌剧为主，在讲究技法创新和音乐深度的后世看来，可能算不上是严肃的、有价值的作曲家，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创作被学界所忽视，它的名声更多来源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样的庆典活动，而主流的音乐界却对其评价不高，包括《蓝色的多瑙河》在内的施特劳斯创作开始滑向古典音乐歧视链的末端。
但是在十九世纪当时，哪怕是最严肃、最深刻的作曲大师，也都不会对施特劳斯家族的创作抱有偏见。施特劳斯的继女艾丽斯•冯•梅策娜-施特劳斯（Alice von Meyszner-Strauss）曾经请求浪漫主义音乐巨匠勃拉姆斯在她的扇子上签名，平时在大家眼里无比深沉严肃的勃拉姆斯开起了玩笑，他在艾丽斯的扇子上写下了《蓝色的多瑙河》乐谱的第一小节，然后在下面签名：“啊！可惜不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写的。”
而十九世纪最著名的音乐批评家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也称赞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创作非常伟大，他将《蓝色的多瑙河》列在了“史上伟大华尔兹”的名单之中。这首作品创作于奥匈帝国最为低落的时刻，汉斯立克颇为讽刺地将其称为“（《蓝色的多瑙河》）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庆祝”，但随即又说这首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汉斯立克或许没有想到，他随便在文章中的一句赞美，却一语成真，《蓝色的多瑙河》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真正成为了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蓝色的多瑙河》的火爆简直无休无止。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的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Die Fledermaus）中，为了讨好观众，歌剧院将《蓝色的多瑙河》硬是塞进了歌剧第二幕的合唱段落中。而在1925年施特劳斯百年诞辰之际，更是出现了维也纳男声合唱团与舒伯特音乐协会（Schubertbund）两家机构争夺“谁是《蓝色的多瑙河》首演者”的闹剧。合唱团在《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Journal）上声明自己才是作品的首演者，而舒伯特音乐协会则毫不示弱，他们印刷了小册子在维也纳街头散发，还给施特劳斯创作《蓝色的多瑙河》时的住所维也纳二区普拉特斯街54号颁发“《蓝色的多瑙河》创作地”的铭牌，还在百年纪念活动开幕上演唱了《蓝色的多瑙河》。
《蓝色多瑙河》创作百年纪念币
1913年，在电影发明诞生还不到二十年的时候，奥地利人就迫不及待地拍摄了施特劳斯的传记电影，电影名字就叫《蓝色的多瑙河》。甚至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都在为电影的拍摄募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被囚禁在沙俄腹地的德国战俘在集中营里听到《蓝色的多瑙河》时，全都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哪怕在遥远的中国，多瑙河之声也一样悠扬。抗战时期，聚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师生非常爱看假托约翰•施特劳斯生平故事的《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有学生甚至声称自己看了八遍这部电影。在电影放映那段时间里，很多联大学生都会在校园内哼唱《蓝色多瑙河》的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