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归跟到底是人民大众的语言
不是语言学家的语言
如果脱离了当下实际，规范也没有太大意义
本刊记者/杜玮
近日来，安徽这轮新冠疫情让六安这座城市一夜成名，也让网友们就六安的读音该读liù还是lù，吵翻了天。在央视新闻、财经频道播出的多档新闻节目中，多位主播将六安读作“liù ān”。而在安徽卫视、六安广播电视台等本地新闻节目中，主播仍将六安读作“lù ān”。
央视主播们念“liù ān”的唯一依据，是最新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六”字只有“liù”的读音。早在2016年，央视新闻主播郭志坚就因在新闻播报中读作“liù ān”引发讨论，当时，他在微博附图晒出了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注解作为解释。实际上，早在2005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出版时，就删去了此前版本中保有的“lù”的读音。对此，安徽省政府2006年曾表示，地名应充分尊重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见，六安应该保留“lù”这一读音。
近年来，几乎每一次《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的再版，伴随着字音、字义修订，收录词条的增减，都能掀起舆论讨论的声浪乃至质疑。作为兼顾专业性、语言使用规范和集纳民众使用习惯的综合体，字词典修订的专业性、严谨性、科学性，值得重新审视。
六（lù）安与六（liù）安之争
郭志坚在呼应网友质疑时解释说，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发音书写的唯一依据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审定的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刘祥柏是该所研究员，也是安徽六安人，同时还是国家语委委托的新一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课题组成员。课题组修订的审音表将成为辞书字词读音的标准，课题组部分成员与词典编辑成员有重合。2016年，六安地名读音引发热议后，并不负责编撰词典的刘祥柏受课题组委托，写下了《“六安”地名的读音》一文，对《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为何删去lù的读音作了解释。
他的核心观点在于，liù和lù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词语中文白异读的两个读音，前者是白读音，后者是文读音，即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好比“熟（shóu）透了”和“熟（shú）悉”。这两种读音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此消彼长，使用lù这一读音的地方越来越少，因而在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删去了这一读音。
就网上所说lù这一读音来自方言古音的说法，刘祥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一说法也并不确切。六安地名是由夏商时期“六安国”“六安州”的历史延续而来，到汉武帝时，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由此得名。而六安一词，在当地方言中读音只是听起来接近lù，lù这个读音和当地方言读音也并无直接联系。
主持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所长晁继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和修订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读六（liù）安是依据古今字音演变规律，方言音和普通话音的折合规律及“名从主人”的原则。在安徽当地方言中，无论是表示地名，还是数字，发音都接近于lù的音，对应折合成普通话即为liù，而所谓的名从主人，是指人名、地名中多音字的取舍原则，并非刻意去迁就方言音。类似的，广西百色曾在一段时间内因受方言读音影响，在第一版《现代汉语词典》读成（bó se），到第三版改为（bǎi se）。
晁继周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时，共有15位编者参与，对于六（lù）这一读音的去除也是大家共同商讨决定的。当时，晁继周还询问了语言所两位家乡是六安的词典研究室人员，以及一位来自六安近邻安徽无为的家政服务员的意见，几人都认为该读“liù ān”。
一些语言学界业内人士进一步解释说，只有方言的特殊音才有折合成普通话的需要。像济（jǐ）南、丽（lí）水在当地方言中，济和丽两个字读音和其他使用场景中常用读音不同，是特殊读音，因此有收录的必要。如果“lù”的读音被收入，这意味着各地方言仅因为与普通话读音差别，都有被收入可能性。方言特殊音的收录要于史有据。相比之下，如蚌字，自古以来，就有bàng和bèng两种读音，蚌埠一词中即沿用bèng的这一古音，因此，在《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中得以保留。类似的，江西铅山读作yán shān，也因有古音的支持。
至于此前几版《现代汉语词典》为何收录“lù”这一读音，刘祥柏解释说，这是因为在1957~1962年间，国家层面完成的第一次审音成果——《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包含了lù的读音。最初几版《现代汉语词典》以此为依据，标注有这一读音，列出词汇除了六安，还有南京六合等。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了第二版审音表，这一版中对于地名的读音并没有进行审定，其中自然也没有囊括地名的读音。这使得词典编辑人员在修订第5版时，以为lù的读音已经被删去，读音修订会因此受影响。晁继周也承认这一因素。实际上，减少异读字是历次审音工作一个目的。刘祥柏参与2011年启动，2016年形成初稿，目前仍在征求公众意见的第三次审音表，依然没有对地名读音审定。
至于六安地名读音，2021年5月19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在官网回复网友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20》，六安市拼音为“Lu’an Shi”。
对此，刘祥柏解释说，在辞书编纂过程中，因地名较为敏感，编辑过程“按道理需要有多个部门，包括国家语委、民政部等，需要合作研讨，但是到现在为止，这样合作机制还没有顺畅形成。可能会出现民政部门和语言研究部门或者语言管理部门意见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江蓝生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也是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的主持人，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于地名，编辑人员会去向国家相关负责部门问询意见，如果对方不回复，“我们也不能空着”。编辑人员会根据古今音变的规律，同时要考虑当地人文因素，去当地走访调查，综合当地民众和专家学者意见，二者取得一个平衡点。但晁继周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就六安读音一事，当时词典的编写者并没有到当地展开大规模调查，也没有就此和民政部相关部门沟通。
2014年3月，民政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文，通过邀请相关专家审音论证，将一度引发讨论的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名读音定为“tàn chāng”，这是当地人们代代相传的口语交流以及官方语言中的读音，因读音问题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在此前几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3》中，都只有一个读音“dàng”，最新版两部辞书中，均收录了“tàn”的读音。
关于地名究竟应该怎么读，国内一位不愿具名的语言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语言的规范使用是学术性问题，但学术性只是参考的一个标准，并非唯一标准。“语言归根结底是人民大众的语言，不是语言学家的语言，如果脱离了当下实际，规范也没有太大意义。”
《咬文嚼字》杂志主编黄安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并不赞成“lù”从词典中抹去，辞书应反映语言客观实际，没有资格轻易取消一个音。“如果去六安调查，不排除有六安人会读‘liù’，但绝大多数当地人乃至全国很多其他地方民众都会读‘lù’”。如果大家对于一个音认知比较统一，才应该考虑调整。央视主播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本身也是值得商榷。
新华社对此发文称，面对当前地名读音争议，民政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词典编纂机构等有关方面应加强沟通和研究，回应关切，让每个地名都承载起历史和现实的内涵，读得明明白白。前述不愿具名的语言学家说，对于语言规范尺度、执行的标准，学术界不一定能达成高度共识，普通人也不清楚，这就更应该将词典的编撰标准及过程透明化，才能消除公众疑虑。就他自己而言，即便做语言文字工作，对于两本辞书的收词原则、量化标准也并不十分清楚。
被认定的“权威”和疯狂的辞书市场
1950年，出于普及国民教育和规范汉语的需要，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发起并成立新华辞书社，委托语言学家魏建功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小型中文工具书。1953年，《新华字典》出版第1版。
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标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语言所内部成立编写组。同一年，新华辞书社整体并入语言研究所，和语言所原有人马共同成立词典编辑室，自此两本辞书都由该编辑室修订。直到2017年，中国社科院词典编纂研究中心成立，下设词典编辑室，主要负责《现代汉语词典》及相关辞书编纂，另外成立新华字典编辑室，专门承担《新华字典》的修订，每个编辑室分别有5～7人。
两部辞书收录字词规模和适用人群不同，分别为字典和词典。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收单字6840个，最新版收13000字，适用人群可以是小学生及其他语言文字初学者。而《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词条在7万条左右，适用于更高阶及对文字信息检索要求更全面的使用者。自1957年之后，《新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所长刘丹青介绍说，词典的更新是由语言变化、研究深化和社会需求共同推动，具体由商务印书馆和语言所商定实施，两部辞书修订的周期也没有一定之规，改革开放后，大致是每5-7年再版一次，每一版出版之时也意味着下一版修订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真正启动修订要晚一两年，修订过程要两到三年，乃至更长。
迄今为止，《新华字典》2020年出版了最新的第12版，历史上重印600多次，印数超过6亿册，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截至目前销量几千万册，最新版出版是在2016年。在过往几十年，一版版的更新中，两部辞书一度成为公众心中字词使用的权威、规范和标准。
刘祥柏解释说，从某种程度来讲，两部辞书本质是一种商品，反映的是词典编写组在被赋予一定灵活性的前提下，贯彻、执行国家文字、语音各项规范，呈现出的专业意见。但这代表一部分专家的见解，而非所有专家。放在更宏观视野下，词典编纂是个体行为，但《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目前已经成为教育、媒体部门心目中所认定的无形的标准。就字词典本身而言，二者并非提供新的国家标准，国家层面也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认定这两部字典就是国家标准。“尽管有的字典称为规范化、标准化词典，但其实它也不是真正国家颁布的标准，国家也没有颁布这样的标准。” 黄安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两部辞书只是执行国家标准进行编写，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国家标准呈现出来的一种样态和重要参考，“不能代表标准，也是有漏洞的”。
虽然辞书的编纂人员都声称，他们为了一个地名读音的确定、一个字的增列、一个义项的增删、一个新词的入例，都反复琢磨，甚至奔波千里。但事实上，近几年，人们对于两部辞书推崇的光环正在消减，辞书的权威性正在受到挑战。
对于2011年更新的第11版《新华字典》，有网友指出其有64处错误。有媒体还发现，字典中对于“巩”、“高”两字的解释中，都没有姓氏这一常见含义的注解，“脚趾头”和“脚指头”，“制服”和“制伏”混用的现象存在。据媒体报道，虽同为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纂，同一种水果，《新华字典》收录“榴莲”，《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榴梿”，二者还有“冲突”的情况。而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了二者同一含义。江蓝生说，有了国家规范后，会参考规范，规范明确之前，会根据媒体用的哪个词多来决定。而一段时间内，两部词典的编者也不完全一致。
质量不一定稳步提高，但伴随着词典不断更新，价格却在不断攀升。《新华字典》最新版28元的价格还算亲民。《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于上世纪90年代末修订，定价55元，到了2016年9月出版的第7版，价格已高达109元。
黄安靖说，词典和其他商品不一样，作为国人学习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工具书，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教育公平、文化普及，价格过高，将导致的就是教育不公平，“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可能都买不起工具书”。黄安靖认为，词典工具书适时修订是有必要的，但修订周期不宜太短，修订的语言一定程度是为了流传后世的，需要给予一定时间让语言积淀下来。而目前，辞书市场有太多出版物，鱼龙混杂，让民众无从选择，甚至不少词典中还有低级错误，这对于文字和语言都是一种伤害，出版主管部门应予以研究，对市场进行规范。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