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春秋学，皆知不可过。
生前恩礼少，殁後蔗章多。
妻子将焉托，田园有几何。
汶阳秋树里，黄鸟谩听歌。
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梅尧臣在一代儒宗孙复去世后写的挽诗，“汶阳秋树里”，就是孙复的墓葬所在，山东东平县梯门镇。文坛领袖欧阳修亲自为他写了墓志铭，称赞他“行为世法，经为人师”，这是对古代儒学大家的最高赞誉。
孙复，字明复，是宋明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与理学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不敢忘”之语。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最发达的理论形态，自宋代以来900年间，是天下儒生共尊的主流思想理论，程颐、朱熹这些理学大成宗师我们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最早创立了理学形态的三位大儒，他们就是“泰山先生”孙复、“安定先生”胡瑗、“徂徕先生”石介，他们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被称为“宋初三先生”。
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以鲜明的“尊王”主旨和“不惑传注”的治经方法，改变了汉唐治经模式，实现了经学研究由训诂向义理转变的伟大革新，为儒学在宋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不仅为后世经学研究定下了基调，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孙复的思想非常符合封建帝王治世的理念，所以深受朝廷推崇。
在给孙复所拟褒奖圣旨中说：“敕具官孙复：昔圣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为，故著之于行事，以为万世之法。然学而执其经者，岂可徒诵其言哉？惟尔复，行足以为人师，学足以明人性，不徒诵其说，而必欲施于事，吾将见吾国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为学者之宠。可。”
宋朝一代名相韩琦，在《读刘易春秋新解》诗中写道：
“我朝又得孙明复，大明圣意疏重渊。”
孙复家景贫寒，多次科举未中，四次考试均未得榜。但很快他就遇到了一生中的贵人，他就是范仲淹。在宋代人魏泰所著的《东轩笔录》中有详细记载:
“范文正在睢阳掌学, 有孙秀才索游上谒, 文正赠钱十千, 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 又赠十千， 问曰:‘可故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 告得百钱, 则甘旨足矣。’文正曰是:‘吾观子辟气, 非乞客也, 二年仆仆, 所得何几, 而废学多矣, 吾今补予为学职, 月可得三千, 以供养, 予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喜, 于是授予《春秋》, 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 行复修谨, 文正甚爱之。”
正是范仲淹的无私帮助，让孙复致力学问，从此，一部《春秋》改变了天下思想。孙复与范仲淹的故事，也在我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段文人友谊佳话。
孙复在历史上留下的文化佳话还有不少，比如他与同样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也是文人友谊、师生友谊的典范。
石介官职较高，但他仍然视孙复为师，并创办泰山书院，邀请孙复主持讲学，泰山书院也因孙复、石介等而吸引了全国的儒生，成为儒学圣地。石介在《泰山书院记》写道：“于泰山之阳起学舍构堂，聚圣人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并认为，孙复“上宗周、孔，下拟韩、孟”，尊其为泰山先生。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石介，对孙复非常尊敬，“以先生事复”，执弟子之礼。当时的大儒孔道辅，去泰山书院拜访孙复，见到“介执杖屦立侍复左右，升降拜则扶之，其往谢亦然”。
在孙复的生涯中，还有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这就是“相女配夫”的故事。
话说孙复年过四十仍未娶妻，当时的宰相李迪听说后，就主动要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李迪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宋景德二年 (1015) 的状元，而且还是宰相之尊，可见孙复虽然为白身，但其学识与德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钦佩。 这次宰相嫁女事件，让孙复的名声达到了顶峰，宋庆历二年 (1042) 枢密副使范仲淹、资政殿学士富弼, 联合上奏推荐孙复为校书郎与国子监直讲, 孙复在迩英殿为宋仁宗说《诗》。
附：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欧阳修
先生讳复，字明复，姓孙氏，晋州平阳人也。少举进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阳，学《春秋》，著《尊王发微》。鲁多学者，其尤贤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
先生年逾四十，家贫不娶，李丞相迪将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与群弟子进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而欲托以子，是高先生之行义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于是乃许。孔给事道辅为人刚直严重，不妄与人，闻先生之风，就见之。介执杖屦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莫不叹嗟之，而李丞相、孔给事亦以此见称于士大夫。其后介为学官，语于朝曰：“先生非隐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
庆历二年，枢密副使范仲淹、资政殿学士富弼言其道德经术宜在朝廷，召拜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尝召见迩英阁说诗，将以为侍讲，而嫉之者言其讲说多异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双狂谋捕治，索其家得诗，有先生姓名，坐贬监虔州商税，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长水县，签署应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上言，孙某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乃复为国子监直讲。
居三岁，以嘉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学时为大理评事，天子临幸，赐以绯衣银鱼。及闻其丧，恻然，予其家钱十万，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学之诸生相与吊哭，赙治其丧。于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郓州须城县卢泉乡之北扈原。
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方其病时，枢密使韩琦言之天子，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其家得其书十有五篇，录之藏于秘阁。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铭曰：
圣人既殁经更焚，逃藏脱乱仅《传》存。众说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杂伪真。后生牵卑习前闻，有欲患之寡攻群。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辟浮云。刮磨蔽蚀相吐吞，日月卒复光破昏。博哉功利无穷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