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第一年中考我考的是高中，老补生太多，那个年代考中专要预选，取得正式中考的资格，才能走进中考的考场，能考中专的几乎全是老补生。
我考高中是去县城一中的考场考，记得当年考语文的作文题是《我喜欢的一首歌》。对于从小没有音乐天赋的我来说，平时连听歌的爱好也没有。即使有，在那个农村艺术匮乏的年代，我就知道两三首歌曲，像董文华唱的《十五的月亮》，徐良唱的《血染的风采》，其他的大脑里没有储存。我记得当时自己编了一首歌词《我的希望》，临场完成了第一年中考的作文。
1986年呼和浩特地区中专、中师录取分数线最低，380多分。那一年我所在的中学考走一批老补生，上了中专，我们应届班考走5个中师。我考了320多分，没有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临近九月，我收到一封职业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候刚刚有了职业高中，裁缝专业，我没有去念，选择了复读。
我又连续考了三年，在本村的中学复读，每年增长三、四十分，我中考分数增长，分数线也在增长。最后到了第五年，我决定到县里的二中补习。
当时县二中刚撤销了高中并入一中，，成了一所初级中学。授课老师全是高中下来的老师。那是1989年的秋季，二中办了四个补习班，全是老补生的大集合。来到二中，老师讲的一下茅塞顿开，仿佛初中的数理化知识专门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学习是艰苦的，我们几个同学租了一个南房。一个小炕能睡七、八个人。中午放学自己回去做饭，食材就是白面和土豆，都是自己从家里拿的。下午放学住校的同学吃食堂，我们硬饿着，还要连着上晚自习。等到晚上10点，我们才回租房的地方。回去还要自己做饭，吃完已经12点了。
艰苦的生活，扑灭不了对中考求胜的火焰。等快中考的前夕，我们从家里带的都吃完了，就是清水煮挂面，熟了放把盐。等中考结束后，我把所有的复习资料全拿到租房西面的一片空地烧了。我发誓:我再也不复读了，哪怕回村种地卖豆腐也不念了。没想到这一年分数线461分，等查分的那天从家骑了50里自行车，到了县教育局查分，居然考上了！
回家后和父母亲说了，父亲在地里劳作，他一句话也没说，但可以看到他难以抑制的欣喜。太不容易了！以后的很多年，我经常梦到考试，梦到最后交卷的时候没有答完，那种沮丧失望常常会在睡梦中惊醒。中考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太大了。好在是考上了，没有考上的孩子有千千万，他们的心理阴影会不会比我更大呢。
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我每一次落榜的时候，从来不说话，不责备，也没有让我放弃考学的决定。他们默默支持我，这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我的一生都要感谢他们！
四
我念了五个初三才考上中专，人生有几个五年？我在这五年里，爱上了写作爱上了投稿，我一个人在默默地写作，乐此不疲，但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投出的稿子很多，都杳无音信，我在默默地坚持，爱因斯坦说过:对于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文字会出现在报刊上，让我享受那份发表的荣耀与快乐。
我是坚持写作六年才在《呼和浩特晚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我在六年当中，每天有写日记的习惯，不记流水账，以文学体裁的形式比如散文、诗歌去写，每一篇日记都能独立成篇。
1989年秋季，我到了县二中补习，这所中学有一个旭日文学社，我好像找到了知音，就给文学社投稿，负责文学社的姜华老师对我很器重，把我的作品发表在了文学社的油印刊物《旭日》上，给我进一步增添了文学的信心。旭日文学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文学社，曾经办过两次高中生文学夏令营，请呼和浩特地区名家授课，并出版过一本《夏令营，升起明天的太阳》作品集，深受当地中学师生喜爱。可惜当年文采斐然的很多“太阳”没有走文学创作这条路，更不用说升起了。
那年秋天，《呼和浩特晚报》康乐版副刊编辑王继周老师来到我们学校，我知道后，就把我的写作本给王老师看，王老师看了后，挑了一篇小散文《烛光里的妹妹》让我誊抄一遍寄给他，过了不久，这篇小散文就发表了，我也见到了带着油墨清香的样报，我的梦想终于实现，这是我的文字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了大雅之堂，欣喜的是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感慨的是奋斗需要日月不息。
1990年春季，我们学校又举办了一次文学春令营，在县城西面中滩乡的河东中学举行。参加的学生除了我们几个补习生和高中生外，其他都是初二初三应届的学生。我和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一起吃住听课练习写作。那次春令营给我们授课的是: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作家沙痕老师、内蒙古艺术学院校报编辑、青年诗人张世超老师、呼和浩特晚报王继周老师、内蒙古日报社社会与人生编辑郝斌老师、初中生课内外杂志主编苏晨老师。沙痕老师给我们讲小说，张世超老师给我们讲诗歌，王继周老师给我们讲散文，郝斌老师给我们讲新闻通讯，苏晨老师给我们讲中学生作文。
10天的文学夏令营非常充实，受益匪浅。那时候我和一个叫赵凯的跑到了东胜卫故城城墙上观察找灵感，张世超老师领着我们骑上自行车去黄河边看流凌，观察黄河岸边的柳树初春氤氲出的那一抹鹅黄，我回来就写了一篇散文诗《春到黄河岸》，并作为本次夏令营遴选出的10篇优秀作品在结业典礼上朗诵。不久这篇作品就由王继周老师编辑发表在了呼和浩特晚报上。王继周老师已经作古，他为呼和浩特地区培养了很多业余作者，生前还有一个愿望，出一本《夏令营，再升起明天的太阳》，还邀请我参与组织编写，随着斯人已逝，时过境迁，没有人再会像王继周老师一样热心去做这件事了。
其中有个小插曲，我把发表我文章的这张报纸拿回家里，母亲不知道，那时母亲自己给我们做鞋，需要用纸和布料粘在一起做鞋样。恰好看到我的这张报纸就给粘在了一起，我发现后已经揭不下来，只好连布料一起剪下来收藏。后来母亲对我的东西，哪怕一张废纸也没有给丢弃过。
那次春令营上，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有人送我一艘船》，有一个女孩儿像邻家妹妹一样，喜欢和我聊天，她有一天折了一只纸船送给我，我把这件充满纯真友谊的事写成了散文参加了当年《初中生课内外》的一个征文活动，还获了奖。那个女孩后来再没有见过，但一直记在心里。
这次春令营唯一让我沮丧的是，我元旦去呼市配的第一副近视眼镜居然让人好奇地偷了。参加春令营的孩子们都在学生宿舍一个大通铺上，我晚上睡觉放在了窗台上，早晨起床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就不翼而飞了。让我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眼睛没有眼镜看东西模糊，但心里越来越明亮，我历经六年打磨的一把文学钥匙，终于打开了一扇小门，看到了阳光，少年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险些就把自己当成个诗人和作家了。
(五)
在我读的五个初三岁月里，有过忧伤失望，但感谢文学抚平了我的不快和迷茫，加上初二留级的六年时光里，我对写作的自我训练成了我一生的财富。
我在初三复读的一年，异想天开办过一个文学社，叫“鹏翀文学社”，这个大气的名字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把学校里喜欢文学的同学都聚在一起，期望用我们的热爱点燃文学的火苗，在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里成为一瓣火焰。那时候，全国中学生文学现象凸显，中学生文学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很多的少年诗人、作家崭露头角。我现在能说得上来的有江苏的黄文艺、青海的刘梦琳、黑龙江的姜红伟、湖南隆回二中的马萧萧、天津的田晓菲等等，都是我当年崇拜的同龄人。
我和同学们一商量，基本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们就找校教导主任，主任毛笔字写得好，居然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就给我们题好了文学社的名字。那时学校有油印机，我就组织同学把教导主任题好的文学社名字“鹏翀”描刻在了蜡版上，再把提前征集好的稿件排版刻在蜡纸上，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我们都没有回家，连夜刻版印刷做出了第一期文学社对开四版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