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教授赢了，他的武器便是爱。他甚至要运用生命熄灭的现身说法，保持一种在死亡面前的尊严和从容。他知道生命个体面对疾病和死亡，别人很难帮助，更无法替代，只有自己孤军奋战。而成功的标志并不在于其生命形态是否仍然存在，只要人生的价值仍充盈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便是赢家。如此，哲学的形而上和凡俗的形而下尽在其中。
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并不诞生于历史读本、哲学教程、宗教灌输，而是诞生于正视生命、触摸死亡的最后过程。因而，谈论人生问题，不一定只有教授、学者和牧师才有资格。我是把莫里先生当作一个被剥夺了健康的普通老人，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病危老人来看待的。但显然，莫里先生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病危老人。
书中有多处令我震颤的地方，不只是莫里先生面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步步逼近所表现出的那份达观精神，还有他在失去了最隐私的权利时仍要活得从容的那种健康心态。电视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初次采访莫里教授时，一起谈到了莫里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而且这种对别人的依赖性日甚一日。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你最怕的是什么。莫里迟疑了片刻，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件事。科佩尔说没关系。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算不算没有尊严地活着？女作家黄宗英恐怕会这样认为。她认为，当一个人注定已经无法挽救，行将就木，而仍被人用各种医疗措施使其生命勉强延续的时候，既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从根本上讲也绝不是真正的人道精神，许多人风光一生、英雄一世，却在生命的垂死阶段尊严丧尽，丑相毕现，未免过于残忍，为此她呼吁法律应当赋予垂危病人选择体面死亡的尊严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