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总第129期。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刘协的年号，始于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前后25年。这是汉魏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角力厮*，充满血腥味道;这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建安风骨”异彩纷呈的特殊时期。生逢乱世的诗人，“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 （陶渊明《饮酒》二十） ，想找一个相对稳定的靠山都不容易。进入建安时期，他们在曹操求贤若渴的感召下，终于在邺下找到栖身之所。
建安改元前一年的四月，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内斗互攻，郭汜劫持了汉献帝刘协，烧毁宫殿。六月，李傕、郭汜议和，刘协得以东归。这年秋冬，李傕、郭汜又反悔，试图再追挟汉献帝。杨奉等拒阻，护送东渡黄河，驻安邑。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接受了荀彧的建议，在建安元年八月，将处于困境中的汉献帝接过来，迁都许。从此，曹操动辄“奉辞伐罪”，常致敌于不利境地，战略上占据主动，开启了全新局面。
建安元年，孔融四十四岁，曹操四十二岁，陈琳约四十岁，阮瑀约三十岁，徐幹二十六岁，应瑒约二十二岁，刘桢约二十二岁，王粲二十岁，曹丕十岁，曹植五岁。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诗人，如蔡文姬、仲长统、繁钦等，都进入创作的活跃时期，奋发有为，渴望一展宏图。
一、建安诗人的选择建安七子中，孔融最长，大曹操二岁。他们彼此非常熟悉。孔融在《论盛孝章书》中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曹操起兵时，以恢复汉室相号召，孔融深信不疑：“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与王朗书》) ，认为只有曹操才能平定战乱。曹操多次发布求贤令，孔融积极配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人才。《文选》中收录的《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就是这类有名的代表作。《论盛孝章书》说：“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 《荐祢衡表》称其“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 此外，《后汉书》中记载孔融的《上书荐谢该》，称谢该“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评价甚高。孔融还曾极力推荐汉末著名学者赵岐、郑玄等，并为修缮郑玄故居，作《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称“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改郑君乡为郑公乡。其实，他在私底下对于郑玄的评价也有所保留，谓“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与诸卿书》) 。言下之意，孔融认为郑玄只是长于经学，其他则妄。但是，他还是力推其所长，希望这些推荐可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荐祢衡表》) ，表现出非常乐观的入世态度。建安元年，曹操将陷于困境的汉献帝接到许昌，孔融感佩不已，作六言诗三首，极赞曹操。第一首叙写董卓之乱，渴望曹操能够平定战乱，“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第二首叙写李傕、郭汜之乱，“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毒心悲”；第三首盛赞曹操从洛阳迁都到许，励精图治，“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谋国无私”。
从孔融全部作品来看，归顺曹操初期，具有积极的从政热情并对曹操全力支持。后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孔融逐渐感觉到他有代汉野心，便逐渐疏远，采取不合作态度。官渡之战得势后，曹丕霸占甄夫人，孔融上表祝贺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未闻此典，便问其故。孔融说：“以今例古，想当然耳”。这当然是孔融有意羞辱曹操。曹操下禁酒令，他又作《难曹公禁酒书》，称“酒之为德久矣”。如果说这类冷嘲热讽的文字，曹操还勉强能忍受的话，另外一些事情曹操就不能容忍了。孔融担心曹操分封子弟，控制王室，为代汉作制度准备，于是《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建议“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 (《建安七子集》) 。这就引发了曹操的忌讳和愤懑。但曹操并未以此治罪，而是从道德上抹黑他。建安十三年 (208) ，他让路粹作《枉状奏孔融》攻击孔融伤风败俗：“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曹操接过这个话题，特作《宣示孔融罪状令》，说:“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融传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如缻器，寄盛其中。……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 注意“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这八个字，分量很重，必致孔融于死地，且容易得到别人的支持。按理说，这些观点并非孔融所创。王充《论衡·物势》就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佛教亦持此理。《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黄蘗一僧有偈与其母云:‘先时寄宿此婆’。止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其无情义、绝灭天性可知！”孔融的论调只不过是王充的翻版，话说得更直白而已。《文心雕龙·程器》说:“文举傲诞以速诛。”以傲诞而引火烧身，这是孔融没有想到的结局。他作《临终诗》为自己辩解说“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认为是有小人作祟。当然，他也为自己出言不慎而后悔，故云:“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孔融的悲剧，想必给建安文人敲响了警钟。
孔融被*这年，赤壁大战爆发，形成了三国鼎立格局。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是曹操必须面对的问题。几十年来的身世际遇，让曹操非常清楚，国家兴亡，政治成败，不仅取决于严饬吏治、整肃朝廷，更取决于人才。三国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曹操幕中，孔融地位不容小觑。当年，祢衡何等狂妄，但曹操未敢下手，而是把他送给黄祖，让黄祖*了祢衡。他知道，*文人这件事，负面影响很大。他*孔融，所依据的法理是儒家的孝道。而他本人，是宦官养子的后代，如何体现孝道？这本身就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取得当政的合法性，他就必须要打破过去的用人制度和精神壁垒，广开渠道，延揽人才。他曾不止一次地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哪怕不忠不孝，也可以委以重任。当然，前提是必须对他忠心耿耿。曹操之所以*孔融，实属忍无可忍，同时也有*一儆百的警示作用。
与孔融相比，阮瑀、刘桢、应瑒等相对年轻，在建安初年进入曹操幕府。陈琳、王粲、徐幹等人则是在建安十年前后陆续汇于邺下。他们都缺少孔融傲慢的资本，对曹操只有臣服。曹植《与杨德祖书》:“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 (一作大魏) ，足下高视于上京”。王粲曾在荆州依附刘表，故曰“汉南”。陈琳曾在冀州袁绍幕下，故曰“河朔”。徐幹世居青州，故曰“青土”。刘桢为东平宁阳人，离齐地海边不远，故曰“海隅”。应瑒南顿人，地接魏都，故曰“此魏”。至于杨修，乃是太尉杨彪之子，世居京城，故曰“上京”。所谓独步、鹰扬、擅名、振藻、发迹、高视，均指名扬一时。所以说“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灵蛇之珠，即隋侯之珠。荆山之玉，即和氏之玉，都是举世珍宝。这里用以比喻各位才华如玉，文章雄视天下。“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吾王指曹操，当时称魏王，能延揽天下英才而用之，悉集兹国，即汇集京都邺下。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 (今属河南) 人。年轻时曾随蔡邕问学。蔡邕与曹操有管鲍之好。可能是由于这层关系，阮瑀大约在建安初年就进入曹操幕府，与刘桢一起，被召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他擅长章表*，《文选》收录其《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气顺畅，舒卷自如。所以曹丕《与吴质书》说:“元瑜*翩翩，致足乐也。”《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阮瑀“以符檄擅声”。他的辞赋创作如《纪征赋》《止欲赋》《筝赋》《鹦鹉赋》等，虽为应招之作，亦文彩斐然。他还著有《文质论》，认为文“远不可识”，质“近而得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故主张“意崇敦朴”，即以质实为上。他的诗今存十余首，大都质实无华。名篇有《驾出北郭门行》、《咏史诗》二首、《七哀诗》二首、《杂诗》、《公宴诗》、《苦雨诗》等。《驾出北郭门行》为其代表作，表现孤儿的悲惨境遇，反映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咏史诗》，乃与王粲、曹植同时所作，描写秦穆公*三良的史事。从诗歌内容看，作者对三良深表同情，但也好像并未讥刺秦穆公。在作者看来，三良很重“恩义”，并非被迫从死。
刘桢字公幹，东平宁阳 (今属山东) 人。他的性格有点像孔融，直率少媚骨。曹丕《与吴质书》、刘勰《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诗品》都说刘桢为人为文，都表现为气盛。曹丕说:“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王昶《家戒》也说:“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诫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同样是《公宴诗》，其他人多是赞美皇帝寿永无疆，而他的诗则着重表现宴会场面的恬静典雅的园林气氛。“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的感叹颇有意味。正因为如此，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外，刘桢也多次得罪曹氏父子，因而备受冷落。《赠徐幹》一诗，可能写于他失志时。当时，徐幹等人能够随曹丕在西园游宴，而自己却不能随意出入西园，不能与宴，心中非常郁闷。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性格。《赠从弟》三首，分别以苹藻、松柏、凤凰作比，勉励他的从弟能够坚持节操，端正不阿，王夫之《古诗评选》说这组诗“短章有万里之势”，反映出刘桢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应瑒字德琏，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应奉、伯父应劭，均为汉末著名文士、学者。他早年流寓南北，建安初入曹操幕府为掾属。曹植为平原侯，应瑒为平原侯庶子，后转为曹丕的五官中郎将文学《文心雕龙·才略》说:“应瑒学优以得文”。曹丕《与吴质书》也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曹丕说他“美志不遂”，也不尽然。《艺文类聚》卷二十二载其《文质论》，篇幅较之阮瑀的同题之作为长。《文心雕龙·序志》称:“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这里提到“应瑒文论”，应当是指其《文质论》。在刘勰看来，这篇文论与《典论》《流别论》《翰林论》《文赋》同等重要，也算是不朽之作了。当然，这篇《文质论》也有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华而疏略”，即华丽而缺少实质内容。这与阮瑀正好相反。他的诗也具有这个特点，华丽纤巧。如《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构思比较巧妙，代雁为词。不过，这终究是一篇应酬之作，曹丕用“和而不壮”四字来评论他，是比较确切的。
徐幹字伟长，北海剧 (今属山东) 人。建安十年 (205) ，曹操平定袁绍，徐幹应诏入曹操幕，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建安十三年 (208) ，随曹操南征，作《序征赋》。建安十六年(211) ，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徐幹为五官将文学。建安十八年 (213) 前后，因病隐退，潜心写作《中论》。在建安七子中，内心最为平和的是徐幹。徐幹不仅性格舒缓，下笔亦托古见意，含蓄委婉。徐幹现存诗歌三首，以组诗《室思》最为传诵。室思，犹言闺情，集中描写相思离别之情，上下章之间并无严格的逻辑线索。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亦是多用虚字，句句转掉，有此健笔方可。如率意学之，易沦卑弱，结句佳，明是疑其不思，而不欲遽以为然也”。其中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四句 ，以流水比喻相思之无穷，新巧而韵味深长。后来“思君如流水”，成为诗题，为后人拟作。《乐府诗集》卷十六《杂曲歌辞》所收唐前《思君如流水》一共有十六首之多。明代陆时雍《古诗镜》说“徐幹诗浅浅生动，是为诗中小品。”精致、恬淡，耐人寻味。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 (今属江苏) 。约建安十三年前后进入曹操幕府。早年入何进、袁绍幕。曾作《为袁绍檄豫州文》讨伐曹操官渡之战，曹操灭袁绍，将陈琳纳入幕府，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主管军国书檄。《檄吴将校部曲文》即作于此时。这两篇文章并收录在《文选》中而成为一代名文。此外，《文选》还收录其《答东阿王笺》《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两文，与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的评论完全吻合:“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他的诗歌现存四首，其中《游览诗》二首和《游宴诗》带有干谒色彩，而《玉台新咏》卷一所收《饮马长城窟》，作者题为陈琳，是中国诗歌史上名篇。作者借用秦时修长城故事，通过筑城卒和妻子的对话，控诉了秦朝为修筑长城，连年征役，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痛苦。诗中五、七言杂用，有对话、描写、抒情，文辞古朴，颇有汉乐府古风。这种风格，与陈琳作品风格颇不类。因此，是否为陈琳所作，目前尚有疑问。《文选》卷二十七收录古词《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它乡。它乡各异县，辗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这只是一般的描写相思离别之作，似乎与长城没有任何关系。李善注引郦道元所见古诗《饮马长城窟行》评云:“郦善长《水经》曰:余至长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然长城蒙恬所筑也，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思之，故为《长城窟行》。”可知，郦道元所见《饮马长城窟行》，以长城主题，描写征夫思妇的痛苦。旧题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云云，应是郦道元所见之古诗。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玉台新咏》所收陈琳这首《饮马长城窟行》，很可能是真正的古词。而《文选》所录古词《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思绪绵绵，却具有鲜明的文人色彩。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右古词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伤良人流宕不归。或云蔡邕之词。若陈琳水寒伤马骨，则言秦人苦长城之役也。”张玉穀《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伤秦时役卒筑城，民不聊生之诗，比汉蔡中郎作为切题矣” (《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即便作者不是蔡邕，也是像陈琳这样具有较高文学造诣的诗人所写，具有很浓的文人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