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风骨的内涵,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

首页 > 教育 > 作者:YD1662024-04-09 21:02:51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 (今属山东) 人。追随曹操最晚,却最为近切。他出身名门,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均为汉代三公,父亲王谦为何进长史。他幼年丧父,十三岁时逢董卓之乱。十七岁南下荆州,依附刘表。从其所著《七哀诗》《登楼赋》等诗文看出,他对这里的生活并不满足,因为他有更高的志向与抱负。建安十三年 (208) ,曹操南征刘表,会刘表病死,刘表之子刘琮继守荆州,因降曹操。王粲亦投归曹操,被征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为军谋祭酒,参与政务。《三国志》本传著录其诗、赋、论、议六十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王粲集》十一卷。建安七子中,王粲的诗歌存世最多,四言、五言、杂言均有优秀作品。《七哀诗》三首、《从军诗》五首、《杂诗》五首为其代表作。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都说到王粲体弱,不足以其起文。自从归顺曹操之后,他似乎看到了政治上的希望。他在《从军诗》中说:“从军有苦乐,但闻所从谁”。他曾与曹植、阮瑀等人并作《三良诗》,曹、阮二人继承《诗经·黄鸟》的传统,哀叹三良,对殉葬一事或明或暗地表达了愤懑的情绪。王粲《三良诗》对秦穆公也有所批评,但更多的是赞扬三良知恩图报、不惜殉葬的牺牲精神。这样写,不排除借机向曹操表效忠的可能,多少有点才子献媚色彩。

《太平御览》卷八〇一引曹丕《蔡伯喈女赋》曰:“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匈奴十二年,“曹操素与蔡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文姬归汉,大约在建安十年前后,以曹丕为首的文士曾同题作《蔡伯喈女赋》描述此事。蔡文姬的两首著名《悲愤诗》大约作于此时。五言《悲愤诗》总共108句,540字,收录在《后汉书·列女传》。后人往往把这首诗和产生于同时的《孔雀东南飞》相提并论,公认是汉魏时期最重要的长篇五言诗代表作。*体《悲愤诗》也收录在《后汉书·列女传》,写作年代与五言《悲愤诗》大体同时。从“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二句来看,作者在被掠入塞之前,父母已经死去。就离乱的描写而言,五言诗颇多惊心动魄的句子,而*体《悲愤诗》的动人之处是对边地风物以及自己和子女分别场面的描写,刻骨铭心。五言诗由于形式上的局限,读者不太能体会到作者那种如泣如诉的悲情,而*体诗则充分地利用了灵活的语言形式,抑扬顿挫,悠长动人。

建安诗人中,吴质的创作也值得一提。曹植《与吴季重书》称其“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并非虚语。当然,他志不在文学,而是积极倡导文以致用,认为阮瑀、陈琳等短于将略,徐幹又只是潜心著述不问世事。他在《答魏太子笺》说到自己年已四十二岁,老大不小,“幸得下愚之才,值风云之会”。他在文中隐隐自命,兼资文武:“时迈齿臷,犹欲触匈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话说得很明白,尽管自己老大不小,但依然愿意效命沙场,不想作一介书生。吴质认为曹丕能帮助自己实现这个理想,于是投奔曹丕,成为其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裴松之注《三国志》记载,曹丕死后,吴质作诗哀悼:“怆怆怀殷忧,殷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弃,弃我归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僶俛,庶几烈丈夫。”诗歌与当时的风格大体相近。其中“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十字,虽然直白,却也是发自肺腑之言。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建安诗歌的繁荣,与曹操的用人政策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积极倡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二、“三曹”的创作实践

孔融被*那年,曹操五十四岁,其创作风格日益苍劲老道。他的两个儿子,曹丕二十二岁,曹植十七岁,在建安诗人影响下,兄弟二人的文学才能亦逐渐显现。在建安诗坛,“三曹”引领了一时风气。

曹操 (155—220) ,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 (今安徽亳州市) 人。初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初平三年 (192) ,为衮州牧。建安五年 (201) ,官渡一战,击败袁绍,后逐步统一北方广大地区,结束了中原地区持续达二十年之久的战乱。建安十三年 (209) ,拜丞相,南征荆州,在赤壁被孙权、刘备联军击败,三国鼎立形势初步形成。

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关他的争论,从未消歇。理解曹操,不妨从建安十五年所作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开始。这篇著名文章收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中。文曰: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植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著名宦官,收养了曹嵩,生曹操。在安徽亳州,至今还保留着以曹腾墓为核心的曹氏家族陵园,非常壮观。曹氏家族有权有势,因宦官家庭背景,没有社会地位,并不受人尊重。曹操自感出身卑贱,“恐为海内之人”看不起,以为“所见凡愚”。陈琳在为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骂曹操“赘奄遗丑,本无令德”,可以看出曹操在世族大家心中的位置。李斯就说过:“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曹操最初的志向,只是做一郡太守,树立好名声,这就很不容易了。他后来到济南做官,推出一些改革措施,“除残去秽,平心选举”,结果得罪很多人,怕当地豪强加害,他就赶紧逃回家乡,隐居去了。“去官之后,年纪尚少,环顾同岁中”,有的已“年有五十”,而当时他才二十多岁,便这样安慰自己:即便沉沦二、三十年,等到天下太平,再出来考试做官,也不过五十来岁,依然来得及。于是,他安心在家乡买了小房子,定居下来,秋夏读书,冬春打猎,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

文心雕龙风骨的内涵,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5)

汉灵帝光和七年 (184) 黄巾起义爆发,中平六年 (189) 灵帝死,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反被诛*,朝中大乱。西凉军阀董卓带兵入据洛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曹操逃出洛阳,东归陈留。这时,袁绍、袁术等实力人物起兵讨伐董卓。曹操也募得五千兵力参加混战,被授予典军校尉。这是他建立军事大权的开始。那年,他三十五岁,志向升级,希望封侯,死后墓碑上写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对他而言,这已是崇高的理想。古代封爵分为五等,即公、侯、伯、子、男。三公,永远为豪门望族把持。东汉后期有两股泾渭分明的势力。一种是所谓清流,多为出身高贵的人,还有一部分处士横议的读书人。另外一种叫浊流,以曹操祖上曹腾这样的宦官为代表。这个阶层有权有势,但是没有社会清誉,多为士人所不齿。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东汉后期的巨变,像曹操这样的人,封侯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曹操曾注过《孙子兵法》,对兵法非常精通,知道什么时候收敛,什么时候张扬。董卓之乱后,他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征募兵力。“然常自损”,就是自己主动压缩势力,不敢张扬。他认为,“多兵意盛,与强敌争”,乃是祸乱的开始。建安元年 (196) ,曹操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迎至许昌,自己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建安五年 (200) 官渡一战,灭最看不起他称雄于北方的袁绍。到建安十三年 (208) ,前后共十余年时间,曹操消灭了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北方望族首领。所以他曾自豪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谁都知道,此时的汉天子,已经名存实亡。于是,闲话就多起来,说曹操要篡汉。这时,曹操毕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朝换代的地步。他在文章中举齐桓公、晋文公为例,说这两人虽然很有势力,但绝没有取代天子的意思。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依然臣服殷商。说了这些还不够,他又以乐毅和胡亥为例,说明自己向无二心。他告诫子孙,曹家世代受到汉家天子的重视,不可能有非分之想。别人说他有“不逊之志”,毫无根据。这些道理,他不仅要跟儿孙讲,还要跟妻妾絮叨,“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出嫁后再把我的心事告诉天下人,我曹操根本不想篡权。最后他引周公金藤藏信典故,以表自己耿耿忠心。他明确告诉那些攻击他的人,为后代平安,为家族利益,为国家前途,你们说归说,但我不会交出军权。“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所以我绝对不会做那种“慕虚名而受实祸”的蠢事。文章最后,曹操说自己可以让出封爵,让出一些实际利益,但绝不会让出兵权,那是核心利益所在。

读《让县自明本志令》,总会让我想起安徽凤阳的《大明皇陵之碑》,碑文云:“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碑文如实记载朱元璋幼年的贫困。父母死后,连一块坟地都买不起,好不容易东凑西凑买了块坟地,才草草把父母埋藏。那时穷得连饭吃不饱,只好寄食佛门。他当了皇帝以后,要给父母修坟,请文人写碑文。文人的撰写,把朱元璋身世大大地美化一番。朱元璋倒也实在,就像曹操一样,真实地交待了自己的身世。不过,朱元璋的文学功底远不及曹操,缺乏宏阔气势。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可以用“古直、悲凉、霸气”来概括。其实,曹操的全部作品,也都可以用这六个字来概括。

古直,即古朴率直,不掩饰。如《善哉行》自述孤苦的身世和困难遭遇:“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泣涕于悲夫,乞活安能睹?”表现了他壮志未酬、不能建功立业的激愤之情。悲凉,即悲慨,既悲身世,也悲时代。《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就是这样的作品。所谓霸气,就是充满抱负,有王者之气。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己志。《短歌行》以周公自比,抒发了延揽人才、使“天下归心”的愿望。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的圣人,曹操却以周公自比。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所以,沈德潜说曹操的诗有一种霸气,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曹操有条件代汉,但他到死也没有敢这样做。建安十六年 (211) 曹操任曹丕为副丞相,封诸子为侯,形成了“盘石之固”。建安十八年 (213) 封魏公,加九锡;置尚书、侍中、六卿,已有完整的制度机构。建安二十一年 (216) 进号魏王,孙权让曹操称帝,他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邪?”建安二十二年 (217) 更设天子大旗,立曹丕为太子,并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 (220) ,曹丕即位,正式称帝,改元黄初元年,并追封曹操为魏武帝。随即,刘备称帝于成都,孙权称帝于建康 (今南京) 。至此,汉代正式宣告结束。

作为诗坛领袖,“三曹”风格各不相同。如果说,曹操的诗以英雄气魄取胜的话,那么,他的两个儿子——曹丕以诗人细腻感受见长,曹植以才子想象丰富称雄。对于曹植和曹丕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诗品》推许曹植为“建安之雄”,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音乐之有琴声,这可能是同情失败者的心理所致。曹丕在政治上是成功者,则以为他一定用了很多的政治手腕,故讨厌他的文人较多。《文心雕龙》与此相左,认为曹丕有“洋洋清绮”之才。郭沫若《论曹植》也认为曹植虚夸,不值得同情。不管如何评说,今天来读俩人的诗,确实感到风格迥异。刘勰说:“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虑详而力缓”。曹植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故曰“思捷而才俊”。曹丕考虑周详,文章舒缓,故曰“虑详而力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类型。曹丕内向、沉静,以理智来衡量一切,是权力型人物。曹植外向、活跃,有时过于情绪化,是审美型人物。性格不同,反映在创作中,风格也就明显不同。

同样是抒发友情,曹丕《与吴质书》开头这样写:“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诗经·豳风·东山》诗描写一个征夫多年征战,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 在回家的路上,他见到很多熟悉的景物,自然就触发了很多联想。这里用《东山诗》的典故,寥寥数语,将饱含不尽的离情别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曹植《与杨德祖书》开头说,“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情感的表达就比较浮泛。

同样是描写思妇,曹丕的《燕歌行》婉转悠扬:“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旧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女主人公夜不能寐,遥望星空,看到天上的牛郎织女,自然会想到远方的亲人。人间有难以逾越的障碍,造成分别,天上的牛郎织女,因为什么罪过被银河隔开?曹植《七哀》也写思妇,很不相同:“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云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男人就像尘埃一样,到处漂泊,而女人就像泥土一样,永远沉沦。什么时候化作西南风,飞到情人的怀里呢?两相比较,曹植的诗比较浅显,而曹丕的诗更具感染力。

文心雕龙风骨的内涵,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6)

曹植看不起文学,认为是“词赋小道,不足以揄扬大义”。曹丕《典论·论文》正持相反意见,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曹植兄弟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对于文学的看法截然相反,一个力主文章可以经国,一个蔑视辞赋小道。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对此有所分析,认为曹植所以轻视辞赋,只因为他自己文章做得好,故可如此大言。还有一个原因,曹植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说文章是无用的。所以鲁迅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曹丕已经当上太子,政治方面已经胜出,所以更重视文学名声,渴望名实双收。他不希望人人都有政治抱负。因此,曹丕发表这一通文学不朽之论,实非真心倡导文学。正如曹植贬抑文学,也并非真正看不起文学一样。曹丕、曹植对于文学的看法大相径庭,骨子眼里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政治立场上看文学,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曹植《豫章行》说:“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在《陈审举表》中,曹植又说:“苟吉专其位,凶难其患者,异姓之臣也”。在作者看来,建安时期,确实存在着若干同盟体。他希望曹丕明白,外人虽然可以结成同盟,但是骨肉亲情是天然形成的密切关系。问题是,这话谁信呢?我想曹植内心深处也未必认可这一点。从当时情形看,这种同盟或者类似的利益集团并不少见。曹植本人就曾与他人结盟。曹丕即位之后,对曹植党羽剪除殆尽,就是看到了这种结盟的危险存在。曹植在《野田黄雀行》中说“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利剑就是权力。结友,就是结成同盟。他失势之后,同盟也被摧毁,他才这样说。曹丕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话。事实上,在建安时期,曹丕在政治上依靠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等所谓四友加速夺权步伐。在文化领域,他与曹植积极争取文化话语权,举行了很多类似于后世的沙龙聚会,饮酒赋诗,相互唱和。前面曾提到的吴质,就是曹丕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对曹丕感恩戴德。曹丕《典论·论文》与《与吴质书》重点讨论建安七子的创作,而吴质的《答魏太子笺》主要论述的是曹丕的创作特色。他推崇曹丕“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文学活动,游宴赋诗,拓展人脉。

曹植也有这种登高呼应的优势。他思捷才俊,聪明外露,从小就深受父亲的宠爱,甚至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 (《三国志·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 。曹操长子曹昂为刘夫人生,建安二年 (197) 随曹操征战而死。其次是环夫人所生曹冲,非常聪明,曹冲秤象的故事家喻户晓。曹操“有欲传后意。”但是在建安十三年也死了。接下来就是卞夫人所生诸子,即:曹丕、曹彰、曹植、曹熊。曹丕居长,应当“立嫡以长”。然而,从十三年到二十二年,到底立谁为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曹操似乎一直举棋不定。建安十五年 (210) 春,曹操作《求贤令》,称“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宋代叶适《习学记言》根据这些资料推测说:“操于诸子,将择才而与之,意不专在嫡。”曹操爱才如命,在四个儿子中,最看重才华横溢的曹植,甚至“几为太子数矣”。建安十七年春,铜雀台落成,众文士赋诗作文以为庆贺,曹植就好像事先打好腹稿似的,援笔立成《铜雀台赋》,得到曹操的高度赞赏。建安十九年,曹操东征孙权,让曹植守城,告诫说:“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这是对他的考验。不无遗憾的是,曹植依杖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过人的才气,“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一次次地让曹操失望。《三国志·曹植传》载,曹植独守邺城时,“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使曹操大怒,因为只有帝王本人举行大典时才能通行,而曹植却公开违禁,这使曹操颇为难堪。他处死了掌管车马的公车令,还就此发布命令,说自从曹植违犯此令,“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可见,曹操对曹植是彻底失望了。

起初,曹操对于曹丕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载,建安十三年,曹冲病死,曹丕前去安慰乃父,曹操却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父子心里当然都清楚这话的意思。《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世语》记载,曹丕看到曹植深得父亲欣赏,内心很焦虑,就让吴质藏在密封的大筐中进宫密谋。这事让曹植的死党杨修知道,向曹操告密,曹丕很紧张。吴质设计说,明天继续拉着这个大筐进宫,杨修肯定告状,并强制查验。如果没有这个事,杨修就有欺君之罪。第二天,杨修果然上当。曹操由此反而怀疑杨修另有企图。《世语》还记载,曹操每次出征,他的儿子都要到路边送行,曹植通常会称颂大王的功德,表奏成功,曹操听后很高兴,而曹丕口才、文笔皆不如,自感怅然自失。吴质当时为朝歌令,出主意说:“以后大王出行,就流涕送行,表示孝心。”这个办法很奏效,大家都觉得曹植辞多浮华,而曹丕心诚意切,在父亲面前树立了很好的形象。在做足了外围工作后,吴质等串通一些大臣拼命在曹操面前吹风,说袁绍、刘表改变旧制,没有立嫡长子为太子,结果闹得国破家亡。这些办法非常有效,在经历了十年诚惶诚恐的岁月之后,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终于当上太子。他高兴地搂着丞相辛毗的脖子问:“辛君知我喜不?”前面说过,曹操生前曾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到了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就正式扮演了周武王的角色,演禅让剧。三劝三让之后,登基为帝,他不无得意地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即位。以此为界,曹植的生平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诗的内容也发生重大变化。此前,他过着贵公子孙的生活,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其作品中有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悲悯民生,一是慷慨大志。前者以《送应氏》为代表,后者以《白马篇》为代表。在整个建安时期,曹植的政治热情始终处在巅峰状态,他的文学创作,无不染上浓郁的政治色彩。在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已经使得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关系产生极大裂痕。偏偏曹植又不知收敛,依然锋芒毕露。政治热情越高,得到的猜忌自然就越深、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大。曹丕上台伊始,王室各就封国,不让留在京城。这是对一般兄弟的政策;而对曹植的防范尤其严苛。他首先*掉曹植党羽丁仪兄弟及家中男口,又使曹植三徙封地、六换爵位,并派监国使随时监视曹植的活动,两次使之获罪,要行“大辟”。要不是卞太后的干预和保护,曹植早已成了曹丕的刀下鬼了。

曹植后期创作,以《文选》卷二十四“赠答”类所收《赠白马王彪》为代表,悼念任城王曹彰之死,感叹与白马王曹彪的生离。曹彪字朱虎,曹操妾孙姬所生,系曹植异母弟。任城王曹彰,字子文,卞太后所生,系曹植、曹丕同母兄弟。他作战英勇,屡建大功,常受曹操的赞扬。有一次曹操竟摸着曹彰的小胡须说:“黄须儿竟大奇也!”黄初四年五月,曹丕召集诸王到洛阳“会节气”。《世说新语·尤悔》记载,任城王曹彰被曹丕毒死,曹植也危在旦夕。这次去洛阳,曹植是“科头负斧踬,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曹丕“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还是在卞太后的干预下,才让他“复王服”。那年八月,诸王回到封地,“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宜异宿止”。根据李善注,有司指监国使者灌均,要求兄弟之间不得同行同宿。诗序中说此次分别为“大别”,诗中也说到“离别永无会”,可见曹植深知这次分手,很可能就是永诀,为表白心意,与曹彪告辞,愤然写下这篇诗歌。全诗以感情活动为线索,交织着生离死别之情与理想幻灭之悲,集中抒发了诗人这几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清人方东树在其《昭昧詹言》中评此诗曰:“气体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书胸臆,沈郁顿挫,淋漓悲壮,与以上诸篇 (指曹植的《虾篇》《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美女》《白马》《远游》等) 空论泛咏者不同,遂开杜公之宗。”

可以这样说,曹植的政治悲剧主要是由其性格悲剧决定的。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格,才玉成了他的文学成就。

在政治方面,他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文学领域,他却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幸运得多。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加真实的体验和理解。在年辈方面,他也较之其他建安诗人为晚。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 (208) ,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 (212) ,王粲、陈琳、刘桢、应瑒卒于建安二十二年 (217) ,徐幹卒于建安二十三年 (218) 。至此,建安七子并已离世。建安二十五年 (220) 曹操死,黄初七年 (226) 曹丕死,而曹植一直活到太和六年 (232) 。历史赋予他双重使命,一方面,他既是建安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他又是建安文学的总结者。这种特殊的身份,有似后来的杜甫,尽管他是盛唐代表诗人,但是在开元、天宝时期,他并不名显。安史之乱后,盛唐著名诗人纷纷退出诗坛,老杜方担起集诗歌创作之大成的重任。曹植的作用也是如此,他的创作承前启后,既有建安时期慷慨悲凉的余韵,又开启了正始以后弥漫于诗坛的荒漠凄冷的诗风;再从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曹植的创作既为五言古诗奠定了基石,同时又为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文心雕龙风骨的内涵,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7)

三、“建安风骨”的意蕴

钟嵘《诗品序》论及东晋“贵黄老,稍尚虚谈”的诗风时,首次提出“建安风力”这个概念。初唐陈子昂《修竹篇序》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连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遵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作者认为,从建安到初唐五百年间,风骨莫存,兴寄都绝,故发愤振起,倡导弘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风骨”,是六朝以来很流行的一个概念。《文心雕龙》专辟《风骨篇》,称: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风,这一概念源于“六义”之风,即风雅颂赋比兴的“风”,有风化的意思。骨,犹如体之骨干,强劲有力。由此推测,建安风骨,应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建安风骨,是与“气”密切相关的概念。曹丕《典论·论文》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风,是气体流动的表现形态,气为风本,故又称作“气骨”,或曰“骨气”。钟嵘《诗品》认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明曹植的创作最具风骨。气,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涵义最为丰富的概念。在不同场合、不同学科中,理解颇有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说到“气”,通常是指由内而外、自然生发的先天气质,不是靠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的,所以曹丕说它“不可力强而致”。就像音乐,同样的节奏,同样曲调,运气不同,感觉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气足文妙,非同凡响。《文心雕龙·风骨篇》载刘桢评论孔融:“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特别注意到孔融的“异气”,认为有不可复制、不可取代的独特风范。说到王粲,曹丕“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认为他体弱乏气,缺少气象。从对七子评论看,曹丕更欣赏和推崇壮大刚劲之气。说徐幹“时有齐气”,便有微贬之意。本来,齐地有田横,仗气刚烈,这应当是齐地传统。但从曹丕论述看,所谓“齐气”,实际是指恬淡自然的气质,表现在文章方面,则为舒缓平易的风格。曹丕《与吴质书》说:“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所谓“箕山之志”,就是尧时许由所奉行的“终身无经天下之色” (《吕氏春秋·求人篇》) 。同时代的王昶在《家戒》中说到徐幹:“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这里所说的“不求苟得,澹然自守”,与曹丕所说的“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是一个意思,即舒缓平淡。齐气,《三国志》《艺文类聚》《初学记》并作“逸气”。若此,则徐幹的创作就不是舒缓,而是骏逸风发。黄侃《文选平点》卷六说:“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 为嫌,就是不满。若说“逸气”,非徐幹所有,那是刘桢的风格。

第二,建安风骨,又是一种力的象征。

这是建安风骨最突出的特点,要讲究力度,刻骨铭心。刘桢的为人为文“有逸气”。《文心雕龙·体性》也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言壮情骇,而曹丕认为力度还是不够,故曰“未遒耳”。《文心雕龙·定势篇》载刘桢的话说:“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重气的结果。有气就有势,就有力。刘勰总结说:“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诗品》说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以上各家都说刘桢的诗以气取胜。所谓气、所谓势,与陆厥《与沈约书》所说“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制”,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要求文章要有气势、风骨与气象。有气才有风骨,有风骨,才能壮大。建安七子中,陈琳的文章也壮有风骨。他早年在何进幕下任职,曾作《谏何进召外兵》书,认为“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他认为如果招纳董卓进京,“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事实证明陈琳的判断是对的,说明他很有政治眼光。后又追随袁绍,曾作《为袁绍檄豫州文》讨伐曹操。文章气势磅礴,排江倒海。《文心雕龙·檄移》称其“壮有骨鲠”。这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点。不仅诗文要求风骨,书画的最高标准也在风清骨峻。谢赫《古画品录》就常常用“气”“气力”“壮气”等概念推崇那些有气势磅礴的作品。

第三,建安风骨,体现一种情思蕴藉与华丽壮大的完美结合。

建安时代,是一个社会离乱、人才辈出的时代。钟嵘《诗品》说: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各路才俊,“彬彬之盛,盖将百计”,纷纷汇集到曹操幕下。他们纵辔骋节,望路争趋,表现出强烈的创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形成了建安文学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人从记事起,就目睹了各种混乱纷争的严酷现实,经历了种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王粲《七哀诗》) ,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时刻萦绕于怀,叫他们无法回避,不能平静。他们把自己的感受形诸于五言诗。如: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写“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写长城吏与妻子的对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特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用“以情纬文,以文被志”八字来概括,是非常恰当的。

这个时期,又是思想解放的时代。传统的儒学虽然有所式微,而各种学说竞相驰骋,尤其是佛、道,格外兴盛。因此,建安诗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不拘一格。曹植最后封地在东阿,在那里创立梵呗新声。后来的佛教界,都把曹植视为佛教音乐的鼻祖。道家也兴盛于建安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神仙之说非常盛行,求仙访道,幻想长生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种普遍思潮,游仙诗也开始大量产生。曹操的《陌上桑》,近似于《荀子·成相篇》和秦简《为吏之道》及《楚词钞》所收“今有人”,都是三、七言句式。其内容也很接近,描写列仙之趣,或借描写仙境以寄托情怀。《气出唱》三首则描绘了一个关于梦幻一般的神仙世界,他可以御风而行,远游昆仑山,上达天门,与仙人欢宴,获得长生仙药,静心养气,得以长生不老。《秋胡行》二首又表现出一种更加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渴望长生不老,另一方面,严酷的社会现实又让作者感到疑惑不解,所以《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曹植早年信道,《远游篇》《仙人篇》幻想升天入地,云游天外。但是后来也意识到“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人们在战乱中向往和平;在饥寒中,最希望得到温饱。曹操的《对酒》就描绘出这样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在那里,国君贤明,臣子贤良,政治清平,礼法公正,没有犯罪,没有争讼,没有战乱,没有灾祸,社会安定和平,百姓安居乐业。这些良好的愿望,既是统治阶级的理想,也是普通百姓所向往的社会。作者把他们在动荡社会里的丰富感受,用华丽壮大的语言表达出来,言人人心中所有的无奈、哀怨、理想、抗争,这就成为了时代的强音,也成为了历史的印记。

第四,建安风骨,表现为典雅与世俗的统一。钟嵘《诗品》评论曹植: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值得注意的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八个字。“雅怨”与“文质”对举,说明是并列关系。雅,有渊雅、文雅、清雅、闲雅之意,其文意大抵与今天所说的“高雅”相近。“怨”字,按照通常的理解,当本于《论语》中所说的“诗可以怨”。钟嵘《诗品》论曹植创作之“情兼雅怨”之“怨”,确有司马迁“发愤著书”之怨,这应当没有疑问。读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洛神赋》《九愁赋》等,我们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中弥漫着的哀怨之情。这“怨”字不仅仅是个体之怨,还包含有建安时期“风衰俗怨”的社会整体之怨。这是发自底层百姓的心声,体现出下层文化的特点。

曹家出身寒门,“起自幽贱”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因此,这个家族成员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乃至人生追求就与豪门望族有着明显的差异。《三国志·杨阜传》载曹洪击败马超后,“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毂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杨阜虽然表示不满又能怎样。而曹植的生母卞氏也出身寒门,她自己就是“倡家,”也就是专以歌舞美色娱人的卖唱者。不仅如此,魏氏“三世立贱”,所以《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曹植,尽管其青少年时期都得到了乃父的特别呵护,走马斗鸡,过着贵族子孙的放荡生活,但其骨子里依然有着下层文化的烙痕。《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略》记载曹植约见当时著名小说家邯郸淳,“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

曹植现存作品约二百三十余篇,其中《蝙蝠赋》《鹞雀赋》《令禽恶鸟论》这三篇比较特别。《鹞雀赋》则通过鹞和雀的对话,表现了当时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令禽恶鸟论》则论述伯劳之鸣与人的灾难没有必然联系且为伯劳鸣冤叫屈。这三篇作品在曹植的全部创作中显得很另类,但他们之间却有共同的特色,即在题材的选择上,都通过鸟的形象来比喻社会现象,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用拟人手法写鸟的文学作品,以《诗·豳风·鸱鸮》为最早。《赠白马王彪》:“鸱鸮鸣衡轭,豺狼当路啼”,就本于此。汉代乐府诗,很多也常用鸟兽鱼虫作比喻。譬如《铙歌十八曲》中的《战城南》,通过即将死去的士兵和乌鸦的对话,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诅咒之情。相和歌辞中的《乌生》则描写乌鸦被人用弹射*,乌鸦自叹藏身不密,又以白鹿、黄鹄和鲤鱼之死自我安慰,认为死生有命。杂曲歌辞中的《枯鱼过河泣》则以鱼喻人,告诫人们世情险恶,慎于出行。《野田黄雀行》描写黄鸟无辜被捕*,又与汉乐府《乌生》《枯鱼过河泣》等有着相近的艺术构思。1993年在江苏东海县尹湾村出土的《神乌赋》,描述了一个关于乌鸦之间的故事,与曹植的《蝙蝠赋》《鹞雀赋》非常接近,基本上都四言,内容都讲到不同类的鸟之间的争斗。这些以拟人手法写鸟的文学作品之间,大概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如果联系汉代乐府诗及《神乌赋》,并结合曹植其他创作,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断:曹植创作这三篇作品,不像是率意为之,而是有意借鉴当时流行甚广的民间文学创作。不仅题材相似,在文字表达上,也特别注意吸收当时的口语俗字。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明确说,街谈巷说,击辕之歌,乃市井俗说、野人之歌,虽是“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色。

以往的研究在论及建安文学成就时,通常概括为两点,第一是反映了离乱的社会现实,第二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问题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离乱多于天下太平。为什么说只有建安文学表现的离乱尤为感人?读书人常怀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想法绝非建安诗人所独有。为什么只是建安文学表现的功业会格外被人注目?显然,这种概括并不完整。其实,建安文学的价值,不仅仅是真实地描绘了那个“风衰俗怨”的时代变乱,也不仅仅是强烈地抒发了诗人们感时叹世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历史丰碑,让世人看到了文学存在的生命力和价值,而这种生命力与价值,存在于广大读者的共鸣中。要唤醒这种共鸣,就要求作者必须抒发真实的情感,表达善良的愿望,展现美好的希望。若文学只是文人们的自娱自乐,或一味媚俗,甚至没有了是非标准,而与文学的本意背离。这样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我想,这是“建安风骨”,乃至中国所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

文心雕龙风骨的内涵,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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