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鹤鸣甘棠
说起“唐宋八大家”，他们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他们的文风和作品一直以来为后世文人所崇拜和遵循，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其中，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生取得了文坛和政坛“双赢”的成就，更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说，他们都曾有为官遭贬的经历，比如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写下了《小石潭记》等古文名篇；欧阳修也曾因“庆历新政”流产贬职滁州，留下了《醉翁亭记》千古佳作。
此篇中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于山水之间也”，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对于欧阳修写作《醉翁亭记》的主旨，也就是他所表达的思想初衷，众多学者多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下面，我们结合欧阳修的生平经历，一一列举，并加以评析，带领大家重新审视热播剧《清平乐》里那个一样的“欧阳修”，不一样的传奇。
01“太守”之乐说读过《醉翁亭记》以后，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语言轻快明亮，节奏一如流水潺潺，再如高山仰止，读罢酣畅淋漓。
文题中的“醉翁”是谁？文中这样写到：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也就是说“太守”给自己取号为“醉翁”。
那么，“太守”又是谁？文末云：
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里，我们先交待一下《醉翁亭记》的写作背景吧。
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参知政事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遭遇了朝廷反对派的重重阻力，不得不去职，远离他乡。
此时，仗义执言的欧阳修上书辩议，也难逃同谋之责，由“庙堂之高”贬到偏远之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
纵观欧阳修的仕途之路，他也是幸运的，即便被贬过，后来又风生水起，以“文忠”的谥号足慰一生，因为他生活在英明的仁宗一朝。
唐朝的柳宗元就悲惨多了，由被贬永州再到南守柳州，后来也是在北返的曙光中暗淡死去。
欧阳修在滁州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对他内心的打击是不小的。
而最可贵的是，欧阳修在蛰伏着，更在努力地履行着一位“太守”的职责。
所以，他在滁州的政绩也有目共睹的，对于“环滁皆山也”的滁州也尽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
正因此，他写《醉翁亭记》的目的呢，也是文中所写的”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可以说，一个“乐”字贯穿全文，这在众多学者心目中也是没有异议的，
这就是“太守之乐”说的缘由所在。
刘尚荣先生的《欧公居滁无乐考》中说：
文章中八次提及太守，欧公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因而这是一篇“太守之文”，此类文章不能诉苦，只能强颜欢笑。
从欧阳修一时的遭贬经历看，上述观点亦可理解，然而“强颜欢笑”岂不低估了欧阳修的“心胸”？
做大事者，谁人没有低谷的磨练。
欧阳修之所以留名史册，滁州只是他履历表中的一页促其成长的“边鼓插曲”。
此“太守之乐”说存有肤浅之嫌，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02“与民同乐”说欧阳修之所以号醉翁，是与滁州有关的，可当时他正值盛年的四十岁，自称为“翁”也是自嘲之举。
他在《醉翁亭记》中“醉”在何处？
一是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二是陶醉于与民同乐之中。
这是“与民同乐”说的主张根源。
目前，这也是被大多学者认可、写进语文教科书的观点和说法。
根据程宇静博士《论<醉翁亭记>主题思想的建构、原因及影响》一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支撑“与民同乐”说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 其一，从作品本身来看，“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中“乐其乐”，因“其”字的不确指使它的阐释具有了开放性，同年欧阳修创作的《丰乐亭记》中，明确指出主旨是“宣上恩德，与民共乐”，故后世读者在主题的解读上受其影响;
- 其二，从作家角度看，欧阳修为政宽简、体恤爱民的人格魅力也对“与民同乐”思想的建构有影响;
- 其三，从读者角度看，《醉记》中的“与民同乐”是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它的道德主体由君主发展到士大夫，要求为政一方的官吏士大夫也要与民同乐。
然而，这样就是确凿无疑的吗？也不尽然。
- 从其一看，程宇静的文章（以下简称程文）引用了欧阳修创作的《丰乐亭记》主旨，以此类推作为《醉翁亭记》的写作初衷。因为《丰乐亭记》的结尾这样写到：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从而，也把“宣上恩德，与民共乐”的帽子扣在了《醉翁亭记》身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丰乐亭”是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后，考量当地的民生现实，亲自规划建造的，也是“与民同乐”的政绩表现。
而“醉翁亭”呢，是智仙和尚建造的，《醉翁亭记》中有“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
欧阳修无非是给起了个名罢了，（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故而，“丰乐亭”之意并不等同于“醉翁亭”之意。
- 从其二看，“程文”一味地强加给欧阳修为政宽简、体恤爱民的定论，也是不符合当时的现实实际的。
“醉翁亭”有何而来？那是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以后，认识了琅琊寺的住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
为了方便欧阳修游玩，释放心怀，智仙特意在山中建造了一座亭子，然后欧阳修亲自起名，并为它作记，这就是《醉翁亭记》的成文由来。
据史*载，“醉翁亭”建成之后，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而且把它当作了办公场所。
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
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
可以说，“程文”理由的其一和其二只要站不住脚，其三之说也就不用费言辩驳、不言自明了。
因此，“与民同乐”说也是一种牵强附会。
03“乐中有忧”说众所周知，欧阳修是大文豪，不仅在北宋一朝，更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文学大家。
殊不知，欧阳修在北宋时期，他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
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
贯穿他一生的是忧国忧民，文学才华只是他进军仕途、施展抱负的桥梁。
即便他为支持好友范仲淹而贬谪滁州，他的初心也没有变，他也只把滁州当作了历练身心的一个过渡。
因为他知道，他还会回来的，更大的舞台在等待着他。
他刚到滁州，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客船。
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
一个“客”字，就直接抒发了自己的政治胸怀。也就是说，无非是在滁州做“客”，他自信如此。
除了《醉翁亭记》，欧阳修还写了一首诗，名曰《题滁州醉翁亭》。
其中一句“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与“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是殊途同归的。
此外，他还修筑过一个亭子，与“醉翁亭”对应，取名“醒心”，叫好友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记。
从中可以看出，“醉翁”之人在“醉”中，而心却是“醒”着的。作为太守，他可以“醉”，作为有大志之士，他必须“醒”。
欧阳修的滁州之旅，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受挫，人格遭侮，此时此刻此情可以说是“双面性”的，必须是愁中有乐、忧中有乐、苦中有乐的。
而“乐”呢，就是乐观，是一种积极的心态，是笑在脸上、忧在心里的处世之策。
正所谓是，“醉翁”之醉只是表象，“醒心”之醒才是关键。
虽然说，《醉翁亭记》满篇充斥着“乐”的浓厚氛围，但是呢，那“山水之乐”真正的潜台词是“忧国忧民”的“忧”。
虽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落幕了，但大宋江山的稳固久安、繁荣昌盛仍是欧阳修的心头独思。
欧阳修的一记太极迷踪拳，不知恍了世间多少文人雅士的眼睛。
年少不懂欧阳修，读懂已是半百人。
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在品读《醉翁亭记》之后，深知明了欧阳修的心思，也断言文章的主旨是“忧中之乐”。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这一年，欧阳修已经六十三岁，他仍然对王安石的青苗法有所批评，始终保持着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醉翁”是欧阳修在滁州的号，后来他又以“六一居士”自称，何谓“六一”？
藏书一万，金石遗文一千，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还有一翁，在五物之间，谓之六一。
有句话说得好，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正是有了滁州或者一个个“滁州”的考验，才练就了欧阳修这样一个名垂千史的有趣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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