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结合，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是在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体制。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四百年间，盛极一时。后世常把赋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专称为“汉赋”。
作为一种文体，赋早在战国时代的后期就产生了。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是荀子。《汉书•艺文志》记有荀子赋十篇，现流传下来的有五篇，即在今本《荀子》中《赋篇》里的《礼》《知》《云》《蚕》《针》。此五篇赋以通俗的“隐语”铺写五种事物，以咏物为说理，实成为汉赋的直接渊源。旧传宋玉也有赋作，但今之流传者，疑是后人之伪托。1993年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有一篇重要作品《神乌傅（赋）》，全篇约有664字，作于西汉后期，作者是一位受儒学熏陶很深的下层知识分子。《神乌傅（赋）》的发现，为赋起源于民间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参看沈颂今著《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243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赋体的主要特点是所谓的铺陈写物。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是对“诗六义”中赋的表现手法的解释。赋、敷、铺可通假。《诗经》中的“赋”，指不假比兴、直接表现事物的时空状态的艺术手法。《诠赋》篇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两段话说明：一、赋，溯其渊源，是诗歌的衍变。“受命于诗人”，因《诗六义》中有赋，一般认为，赋在《诗经》中并不是文体，是一种表现手法，但赋体与“六义”之“赋”有关，由“赋”转化而来。二、赋又与楚辞有关，受楚辞的影响很大。从楚辞开始，以较长的篇幅和优美的词藻来发挥想象倾诉感情，成为战国后期人们所欢迎的形式。赋作者正是利用这种文体来表达自己对当时现实的态度。我们看西汉初年的“*体赋”，确与楚辞相当接近。赋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如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等，丰富了自己的体制。刘勰正是看到了赋与楚辞的这种关系。《汉书•艺文志》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是说明它与乐诗的区别，它不像先秦的《诗经》那样可以入乐。它不入乐，可以朗诵。所以它又接近于散文。可以说赋是一种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独立的文学体裁。
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这时流行的是“*体赋”，形式上模拟楚辞，追随楚辞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之感慨。代表作家有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等。第二时期是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是所谓散体大赋时期，汉代散体大赋达于鼎盛。《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一共有九百多篇，作者六十余人，大多是这一时期的。这一时期，随着西汉进入鼎盛时期，统治阶级好大喜功，奢侈腐化，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在“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以铺张扬厉、歌功颂德为主的大赋作品大量产生。这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需要，借以宣传汉帝国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加上帝王的赏玩和鼓励，如《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王褒是西汉著名赋家，王褒等人侍从汉宣帝游猎，所到宫馆，都要作赋歌颂一番。还有的文士，更以作赋献赋当作求官的门径（如司马相如），因此也推动了大赋的形成。
枚乘《七发》是标志散体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其后有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刘安、杨雄，东汉有班固、张衡等。散体大赋的特点是：离开了社会现实生活，以铺写宫廷建筑、宫殿苑囿、田猎巡狩、声色犬马为主，粉饰太平，点缀贵族生活；内容上在辞赋末尾常加上一些所谓讽喻劝戒的话，其作用往往是“劝百而讽一”。在形式上进一步散体化，改变了楚辞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大赋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文字堆砌，以铺张为能事，词句华丽艰深，过去对它的评价颇多争议。其实汉代大赋自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已为众多赋学研究者所公认。第三个时期是东汉中叶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内外矛盾，部分文人从歌颂升平转而为讥时讽世。同时，散体大赋的僵化的写作形式，也逐渐为人所厌倦，因此，以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其特点是篇章短小，语言较精练，思想感情较充实。代表作家有张衡、蔡邑、赵壹、祢衡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