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景贤先生
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钱先生第四部重要之著作为《朱子新学案》，写作之地点为马来亚之槟城，写作之时间为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凡六年。
于此之前，钱先生曾应友人之邀，写成《中国思想史》与《宋明理学概述》两小册，又曾于赴美期间，写成《论语新解》，皆有关义理思想之著作。
而钱先生于新亚书院谢事后之晚年，集中精力撰作此《新学案》一书，最重要之目的，则在于解决“先秦”与“近三百年学术”之外，中国学术史另一重要之关注点，即由魏晋以迄于明末，中国整体“学术发展”之诠释问题。
魏晋以迄宋明，学术史主要难以解释之关键，在于“理学”与“佛学”之关系，以及“理学”与“儒学”之关系。民初以来学界承接一新的“佛学”与“佛教史”之观念，以为研究之基础，而倡导此一路径，先期之影响，来自梁任公。
所谓“新的佛学与佛教史之观念”，任公之研究，包括二项主要之观点：第一项是以独立之“学术”之眼光，研究佛学；亦即不以纯宗教之立场，或纯宗教之目的看待佛学。第二项，则是企图辨析佛学中所受中国学术文化之影响。其第一项观点，使佛学之研究，具备有“哲学”之意义；第二项观点，使佛学之研究，具备有“史学”之意义。
任公《佛学研究十八篇》，虽于此二点皆有其所承接之影响，非所独创，然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仍有“辟径”之功。特任公于佛学与中国学术之关系，虽有所见；其所见实有限。
此乃因任公之哲学素养不深，又缺乏实地之宗教体验，以是之故，常有似是而非之见；论不确实。而在其前，虽亦于宗教缺乏亲身体验，却较能以“后设理论”(meta-theory)之高度，贯通佛学与中国思想，而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与认识论方面有所指陈，则为章太炎。
其所作之《建立宗教论》、《俱分进化论》，能识其旨者虽少，其《原道》、《原名》、《明见》、《辨性》等文，乃至《齐物论释》之初本、定本等其他相关著作，于其同时代，则有重要启示：胡适之《哲学史》多取其说。
特章氏所抱持之“四部”及“宗派”观念过深，故就因应时代之需求言，其影响未若梁、胡之巨。
梁氏之后治佛学史有声名者，则有汤锡予(用彤，1893-1964)、吕秋逸(徵，1896—1989)等人；而汤氏著作之所开辟者尤大。汤氏能分从“形上思想”与“人生义理”两方面，将西方哲学处理此二方面问题之观念与辨析之角度，充分具体运用于其书内；而其本人于儒、道、释三家思想之本质内容，亦有基本之理解，故能运用史料，而见解不限乎史料所能显示。
而其更重要之影响，则在于解说以“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学术，由先秦思想系统之儒、道两家，转入佛学思想之过渡，此一思想发展之线索。
钱先生早年于《墨辩探源》文中所采取之关于宇宙论、认识论观察之角度，基本上系延续章太炎、胡适之一路，而特于辨析庄、老之先后，抱持不同之见解。至于其日后于一九四五年写成《记魏晋玄学三宗》，一九五五年写成《王弼郭象注易老庄用理字条录》，则系承继汤氏辨析玄学中儒、道两家关于此二方面思想之新趋向之研究而来。
而于钱先生之二文中，有一项重要之论述，即是阐明“道”字与“理”字于中国思想史中逐步递变之轨迹。
注意辨析义理思想中特殊观念之历史演变，于清嘉庆、道光时有阮芸台(元，字伯元，1764-1849)。芸台著《塔性说》、《性命古训》，着眼于辨析宋明儒说与先秦之不同与宋人明显袭用佛义之处；而在其前，则有戴东原之《孟子字义疏证》，为其先导。
唯因在戴、阮当时，并无完整之“观念史”概念，故凡其所论，皆所以益坚其门户之说，而非以破除门户之见。戴、阮二家之学，于民初皆获提倡，戴氏以其“反理学”之意见受称赏。
胡适之、梁任公皆曾为其说，著成专论；而阮氏，则以其近乎“观念史”之研究获重视，提倡之者，为留学德国从事历史语言研究之傅孟真(斯年，1896-1950)。傅氏特为作《性命古训辨证》，以补其所未逮。而于此前后，考辨先秦人文观念用语之语义，颇成风气。
梁任公、郭沫若(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1892-1978)关于先秦“天道观”之研究尤为重要。钱先生关于魏晋部分之研究，主要系欲于“思想分期”之解释之外，企图另以一基本的、最具综括性之观念，将近人(包括其自己之贡献在内)关于“先秦”与“魏晋以后”两阶段思想之种种研究，加以贯串。
钱先生此二文，并前有关老子考辨之文章，及若干其他方面之发挥，后收录为《庄老通辨》一书。
宋明理学与佛学之关系，得“形而上学议题”与若干观念之澄清，已开启一新的研究之途径；无论从事儒学、佛学或西方式哲学史研究之学者，皆有一共同讨论之范围。
然若就“人生义理”方面言，由于儒家之义理，乃与“经术”相关，玄学期间经术已衰，汤氏就王辅嗣、何平叔(晏，195—249)等人之经注及论辩中，择出“圣人是否有情”等问题为讨论，于“三国魏晋”一期学术之了解，虽有助益，然对于赵宋以下儒学之再兴，终是无足见大。
而佛学入隋唐后之发展，佛学与中国社会融合之程度益深，亦必与中国学术史之发展，具有重大关系，汤氏之研究，未竟其功。
故存在于佛学与理学间之异同问题，乃至儒学内部之分期问题，仍有泰半未能解决。钱先生晚年择出朱子(熹，字元晦，号晦庵，1130-1200)一人作为研究之对象，主要即代表其对于如何解决此一问题之一种识见。
钱先生诠释朱子，有一基本看法，即朱子与中国学术史之关系，不仅当依“理学”之角度分析，亦应以整部“儒学史”，乃至整部“中国学术史”之角度，加以观察。此一基本看法，有甚大之重要性。
盖倘若以“理学”为考量，则理学之“时代性”，为当注意之最要点；论者所重，应在确认理学家所面对之时代问题，及其特殊关注之点。思想之特色，与思想之价值，皆当以此为着眼。
因此若无思想史研究有关“时代特性”之理解，即无从决断。至于是否与先秦孔孟思想相符，则非重点。钱先生细辨理学思想中“形而上学”部分与先秦之差异，即是结合考据之学与思想史研究之方法而得。
然倘若以“儒学”为角度，儒学应包含经学与史学，论人生修养看重孟子之论“充养”，与论政治、社会应有可以不断充实之历史知识，乃属应兼包之两面。
故就理学作为“儒学”之意义言，或理学家应同时顾全整体儒学之发展言，皆应有一超乎“理学”之“儒学”观念，以之为“衡论得失”之依准。
而倘若更上一层，以整部“学术史”为观察之取径，则钱先生对于先秦儒学之发展，既已认其包融有庄、老之学极大成分，而魏晋以下，又吸收有佛学之精义，则所谓“儒学”之成为儒学，止应存在乎其核心之义理，及其为学之主张与态度；儒学与道、释有合、有分，皆所以共成此一部中国之学术史。
然如以若是不同而复杂之学术观念为讨论，岂非将陷于支离而难有确定之归宿乎？钱先生盖又有一观念，即认为：人物可以超越时代，人物亦可超越各个学术派别之发展，而为综合之主体。
钱先生盖即以是详论朱子之学，而认为朱子与其前之孔子，皆为中国史上超越“时代”与任何“单一学术观念”而集成之人物。
钱先生《朱子新学案》一书，除呈显其面对整个时代反省于中国文化，反省于作为中国文化精神支柱之学术，而将之归结于讨论孔子、朱子两个主要人物之见解外，亦尝试为中国学术史上最难研究之一堆素材，加以一番史学之整理工作。此所以其书采用“学案体”而非“论文体”之主要原因。
“学案”体之发明，乃伴随“讲学各有宗旨”之宗派观念而产生，不同于《儒林传》、《高僧传》一类“人物传授”之学术观念。故选文之别择，与选文之安排，极见史家之功力。
理学有《伊洛渊源录》，”禅宗有《指月录》，皆学者所不废。而有能为一代之学术，涵盖于数百年者，一一条别其源流，则非兼具一般史学与专家史学两种条件不办；此所以黄梨洲(宗羲，字太冲，1610-1695)《明儒学案》之见重于世。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1705-1755)续修《宋元学案》，虽勤于收罗遗逸，有其难能，“辨宗”之功力，则远见不逮。
尤其朱子一生，教学之岁月既长，学问之方面亦广，学者问辨之方式，又仍如传统之重提示不重铺陈，以是其所遗留之庞大思想史料，其中之细密曲折，有极难加以驾驭分析者。
王懋兹(字予中，号白田，1668—1741)《朱子年谱》，胡适之称为年谱中之最善者，彼以毕生之力处理者，主要仅为专著与文集；至于《语类》之一百五十卷，仍是浩瀚难穷。清代考辨朱子思想历程者，所在多有，而所得盖仅。
至于企图以各种方式将朱子之言论分类，重新加以编辑者亦多，而价值皆不高。故朱子之经学，以有成书可以比对，世多知之；至于理学观念之系统，则但能得其大概；对于其真际，则难以将其相关之话语条别，予以反复而不紊之省思。
钱先生将朱子全部之著作中，有关“学术”与“思想”之部分，以一完整而各方面兼具之眼光，加以详细抄录，实是为日后朱子学之研究，奠立可资凭借之基础；与一般专就其思想所涉及之问题加以讨论者，有不同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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