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醒睡录》，二者同为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们都以传奇志怪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两书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与邓文滨（1811—1890）的人生经历也极为相似，前半生蹉跎于科考，后毅然脱离求名求仕之途，以舌耕笔耘终老于江湖。因此，比较两书之短长，不仅是件十分有趣的事，对当代及后世学者研究《醒睡录》亦应有所裨益。
论艺术成就，《聊斋志异》胜过《醒睡录》
聊斋志异》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峰，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客观地看，《聊斋志异》较《醒睡录》占有“先入为主”的优势。《聊斋志异》面世要早于《醒睡录》一百五六十年，其间又有《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剪灯新话》、《夜雨秋灯录》、《萤窗异草》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它们在创作风格上大都被归纳为“聊斋体”，等到1868年《醒睡录》出版时，社会上类似的传奇志怪读物比比皆是，读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审美疲劳”，以至于“见怪不怪”了。
然而，《聊斋志异》毕竟是《聊斋志异》，其“文言小说的最高峰”决非浪得虚名，它对于故事细节的铺张、人物形象的勾画，是《醒睡录》远远不及的。为说明问题，这里分别选取两书中题材情节相近的狐仙故事片断作比较。先看《醒睡录》中的《狐狸赠诗》：
同治八年春，古角山王辅香，小字丙火，痘斑累累，貌甚不扬，年三十余,学未成，训蒙为业。书斋去居室不数武。一夕，独坐披书，灯忽黯。少顷，光如皎月，见一美人，蹁跹而来，与王并坐，钗钏服饰，浑似宫装，绰约丰神，俨然仙子。王初见，甚疑惧。女含笑从容曰：“妾非鬼非妖，与君有夙缘耳！君勿骇。”王询所由来，自云居陕西长安，姓李名九香，避难于太湖深沟海子山，道经此，闻君朗诵声，因忆前缘，特来相访。遂口占七律、绝各一首，情致缠绵，词旨婉艳，颇无俗韵。夜深知王将就寝，为治衾枕，王拒之，以有室对。女曰：“使君虽有妇，奈他前身一腯肥何？窃为君不取也。”王遂昏迷，竟夕云雨欢，迥异寻常。天明，即不见。王悉语人，知为狐也……
再来看《聊斋志异》中的名篇《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幞独奔，甚艰于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丽。心相爱乐，问：“何夙夜踽踽独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生曰：“卿何愁忧？或可效力不辞也。”女黯然曰：“父母贪赂，鬻妾朱门。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远遁耳。”问：“何之？”曰：“在亡之人，乌有定所。”生言：“敝庐不远，即烦枉顾。”女喜从之。生代携幞物，导与同归。女顾室无人，问：“君何无家口？”答云：“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怜妾而活之，须秘密勿泄。”生诺之。乃与寝合。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陈，疑为大家媵妾，劝遣之，生不听。偶适市，遇一道士，顾生而愕。问：“何所遇？”答言：“无之。”道士曰：“君身邪气萦绕，何言无？”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生以其言异，颇疑女。转思明明丽人，何至为妖，意道士借魇禳以猎食者。无何，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逾垝坦，则室门已闭。蹑足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
两相比较，前者的叙述较为单一，不仅缺少男主角的对话，也略去了“知为狐也”的过程，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小说的可读性。但《醒睡录》有着其独特的艺术亮点，书中所有文章的标题都是两两相对，即上下篇文章的标题形成对偶，如上篇为“摸头子”，下篇为“放鹰儿”；上篇为“呆妇多贻患”，下篇为“痴儿自取污”；上篇为“充军遇凶手”，下篇是“抢亲得秃头”；上篇为“*命保命休填命”，下篇则是“生才怜才遂因才”……这一传统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平添了视觉上的美感，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容叙述单一的缺陷。
比史料价值，《醒睡录》高于《聊斋志异》
曾有学者研究指出：《聊斋志异》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明清史料集。通过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司法、风俗习惯、中外交往、灾荒等方面的记载，《聊斋志异》一书还原了时人的活动场域，记载下一个相当清晰的社会场景。这里以《聊斋志异》对发生在明天启年间以徐鸿儒为首的山东白莲教起义的记载为例。《聊斋志异》在卷三《小二》、卷四《白莲教》、卷六《白莲教》、卷八《邢子仪》等篇中均对该次农民起义作了记载。如卷六《白莲教》篇中云：“白莲盗匪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不数月，聚党以万计，滕、峄一带，望风而靡。” 卷四《白莲教 》篇和卷八《邢子仪》篇则对于白莲教的神秘法术进行了渲染，前者记载了一位山西的白莲教徒因善于白莲教左道，一家大小虽被捕却均以法术窜逃的故事；后一篇记载了滕地杨某以白莲教左道诱人妻女之事。
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对《醒睡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专家们对该书存在巨大的史料价值却已形成了共识。《醒睡录》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史料。如《哭不以济事》记载：“咸丰三年冬，粤逆由扬州两淮至大河南北，扰山东山西界，回窜天津卫，有窃窥宸垣意，炮声如雷，京师震动，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让人窥见昔日太平军北伐时的强劲锋芒。又如《招石逆降书》、《夫人决策保危城》等文，对研究一代骁将石达开的人生经历有着重要作用；《英烈抗节》记载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试图劝降清将李孟群的过程；《救捍患翁》、《吊不叫饶》表现了起义军下层官兵的残暴；《火见》、《军营礟裂》则记录了太平军攻城拔寨战斗之惨烈。与《聊斋志异》记载白莲教起义相比，《醒睡录》在记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诸篇中，大都有着真实具体的地名和人物，少了刻意渲染的笔墨，所叙事例基本上为正史所遗漏，因而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除了与《聊斋志异》一样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民风民俗外，《醒睡录》还清晰地记录了清朝末年吴头楚尾的许多地名，如“黄梅老祖寺”、“孔垄镇”、“新开镇”、“南乡”、“黄州西北乡”、“圻州大同乡”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醒睡录》中保存了一批朝廷上下的公文，如前面提到的《招石逆降书》及《边御史疏稿》、《文宗显皇帝罪穆彰阿通谕》、《两宫皇太后懿旨》、《节录李宫保陈情奏稿》、《军机处行走同寅官代奏稿》、《同治三年九月初二户部片奏稿》、《罢盘查社仓呈稿》等，它们对研究晚清的政治经济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醒睡录》的史料价值要明显高于《聊斋志异》。
其他方面的比较
《聊斋志异》全书分24卷，共有短篇小说494篇，因其中绝大部分为鬼狐的故事，因此又被称为《鬼狐传》。《醒睡录》全书分十卷（仅为初集，余集二十卷及续集八十卷均佚），共有文章（并非全是小说）471篇，除了传奇志怪类外，相当一部分为民间故事实录，如《手承便溺扶翁疾》、《口吮脂膏润母脏》即为两篇孝行故事，前者记载一“美而德”的青年农妇，数年如一日地帮助年迈患病的公公便溺；后者叙述某弱冠少年，面对患结肠疾病的母亲，用嫩竹管将猪胆汁吹入其母的粪门以助其通便。《聊斋志异》以故事离奇、情节缠绵而取胜，《醒睡录》以内容详实、情节感人以争雄，可谓是各有千秋。
再来看看作者的著述情况。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的作品还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以及《历家文》、《农桑经》、《药崇书》等关于历法、农业、医药等通俗读物，并著有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邓文滨除了《醒睡录》外，另著有《万家堡略》二卷、《余园古文》六卷、《南阳家言》一卷、《楹联触书》一卷、《示儿草》前后篇各两卷、《蚕桑辑要》两卷、《坚壁清野略》一卷、《平原堡基式》两卷、《水守事宜》一卷、《粤逆樜闻》四卷等。由此不难看出，同为传奇志怪，蒲松龄的创作偏重于文学，邓文滨的著述则侧重于时政。
若论及《聊斋志异》与《醒睡录》的影响，正如文前所叙，由于历史的原因，《聊斋志异》的影响早已遍及全球，在中国文言短篇小说中成一骑绝尘之势，而学界对《醒睡录》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荆楚文库《邓文滨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面世，《醒睡录》所蕴含的巨大的文学、史学价值将逐渐为世人认识，其未来的影响尚未可知，至少是值得人们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