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全文白话译文（上）
更法第一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题记：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垦令第二
原文：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官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
無以外權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無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酤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飽，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亂農之民欲農，則草必墾矣。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
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
百縣之治一形，則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則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赍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
令送糧無得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
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题记：本篇共分两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垦荒法令的内容，共有二十条法令，二是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
译文：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变。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民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异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异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如果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愚笨的农民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思想。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如果这样，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农民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奸民没有了依靠，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农战第三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酟、苝雛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雛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题记：商鞅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农战政策，并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农战的重要性，提出要根据民众在农战中的功绩受官加爵，那些儒生、说客、商人不参加农战，不能受官加爵。
译文：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官职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国家的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进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图谋自己的私利，用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下面卖弄权势，谋取私欲。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出卖国家权力就不是忠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金钱和财利。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升官的下级便说：“财产多了，那么就能得到高官亲安处之。”并且还说：“我不用上金钱财物待奉上级来取得升迁，那么就会像用猫做食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手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校正弯曲的木材，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到处搜刮钱财来待俸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如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就会卑微，家庭就会贫穷，假如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会考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有才华的杰出人士会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权势；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君主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欢卖弄，图谋不轨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出现一个学《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人搞手工业，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选用官吏失去了法规。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社会安定；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现在的国君仅凭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来使用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根据君主的喜欢爱恨来讨君主的欢心，使官吏处理政务千方百计适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国家选用官吏就没有了法规，这样国家就会混乱，而民众不会专心从事耕作和作战，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的民众从事的其它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谨慎地进攻。谨慎地进攻，就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轻率地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世上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辩明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没有掌握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说客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胀脑，国中的民众也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头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诸侯国就来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败。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那么他们早晚就会都去从事农耕作战。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才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教育民众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办法，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罚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禄而民众便从事农战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死效命了。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但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面临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设施，考察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战事，这样灾难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那些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絮烦无有的言谈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的辩说，不去探求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学习他们。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普通人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高兴他们这样。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改为靠高谈阔论吃饭，并且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就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原因。如果国家凭空谈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开疆辟土，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靠专心于农耕和作战，集中民众的力量罢了。
去强第四
原文：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声以实，故能为威者王。能生不能*，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
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
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
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
题记：强指百姓不听政令。本篇谈论如何消除百姓不听从政令的弊端。作者认为去强需要以刑罚，专心农战，少事商贾也是去强的办法。
译文：
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却当做富国来治理，这就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被削弱。军队能做敌人所不敢做的事就强大；对征战等国家大事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做的事（儒家把发动战争看做耻辱）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国家贵在法制稳定。国家政务繁多，就会被削弱；国君政务精简而不杂，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只是满足守住一千辆兵车的物资，国家就会削弱。行军征战之事，士兵用心效命，国家就强大；打仗时军阵安排混乱，士兵不卖力，国家就会被削弱。
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虱害；第一是“岁”虱，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第二是“食”虱，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第三是“美”虱，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第四是“好”虱，即商人买卖稀奇物品；第五是“志”虱，指官吏营私舞弊；第六是“行虱”，官吏办事不积极。这六种虱害生了根，国家必削。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在三种人身上，而六种虱害的根，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弱。久任一个官而他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就升他的官级。治道繁多，国家就会弱小。治道缩小，国家就会强大。人民不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削弱。使人民递补遵纪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化为强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要亡国。采用使民化为弱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能成就王业。国强而不去战争，毒素灌输于国内，礼乐虱害就产生了，国家进行战争，毒素输于国外，国内没有礼乐虱害，这样，国家必强。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大。虱害产生，国家就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公卿官吏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了，这三种人都穷了，国家必被削弱。
国家有《礼》、《乐》、《诗》、《书》、慈善、修养、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廉洁、智慧这十种东西，国君又不让民众去打仗，国家就一定会削弱，甚至灭亡。国家如果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是让民众去打仗，国家也一定会兴旺，甚至称王天下。国家用所谓善良的人来统治，国家就一定会以生动乱直至被削弱；国家用提倡改革的人来统治，就一定会治理好，一直到强大。国家采有用《礼》、《乐》、《诗》、《书》、慈善、修养等儒家思想来治理，敌人来了，国家一定被削弱；敌人不来入侵，国家也一定会穷。不采用这八种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敌人就不敢来入侵，即使来也会被打退。如果发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还能够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富足，国家喜欢实力，谈到攻伐就会谨慎。国家喜欢空谈，谈到攻伐就会轻妄。国家用慎重的态度去攻打别国，用一分力气得到十倍的收获；国家用轻妄的态度攻打别国，出十分的力气，能丧失百倍的利益。
加重刑罚，慎用赏赐，那么国君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死为君主效命。兴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以为对自己有利，而且心中畏惧；使用赏赐，民众也认为对自己有利，而且一心要得到。国家没有实力，却使用智谋和欺诈的办法，国家就一定会灭亡。对于胆小的人用刑罚来让他们作战，一定会勇敢；勇敢的人使用奖赏的办法，他们就会不怕牺牲，舍生忘死去作战。胆小的人勇敢，勇敢的人不怕牺牲，国家就没有对手，这样的话就强大。国家强大就一定能称王天下。用刑罚来约束穷人，让他们去务农，那就会富，对富人使用奖赏，让他们用钱粮买官，那就会变穷。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力雄厚，称王天下。称王天下的国家用十分之九的刑罚，十分之一的赏赐，强大的国家刑事罚占十分之七，赏赐占十分之三，弱国的刑罚占十分之五，赏赐也占十分之五。
国家专心从事耕战一年，就能强大十年，专心从事耕战十年，就能强大一百年；专心从事耕战一百年，就能强大一千年。能够保持一千年都强大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威严，就能以一取十，凭借名声来取得实力，所以能够有威势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积蓄实力却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削弱；能积蓄实力也能使用实力的，叫攻打敌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因此，消灭虱害，使用实力，攻打敌国这三点，国家使用当中的二项，舍弃当中的一项，一定强大；假如三项全用，国家就会有威力，称王天下。
政事在十里之内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弱，在五里之内能做国决断的，国家就强大。在当日就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就能称王天下，在当夜才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国家就强大，第二天才能处理好当天政务的，这样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登记民众的人数，活着的登记造册，死了的人要从户口册上消除掉。如果这样，民众就不能逃避税租，田野上就没有荒草，那么国家就能富足，国家富了也就强大了。
用刑罚消除刑罚，国家就能大治；用刑罚招致辞刑罚，国家会混乱。所以说：加重刑于轻罪，弄罚就是不用也能将事情办成，这样的国家才能强大；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用刑轻重不一，即使用了刑罚，犯法的事情却不断发生，
国家会被削弱，重的刑罚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实力中产生。崇尚实力能用来成就勇敢作战，作战才能产生出智慧和计谋。
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这种东西价格低贱，而从事农耕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就少，农民就贫困，奸诈的商人就活跃，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
强国要知道十三个数目：境内粮仓数、金库数、壮年男子、半年女子的数目；老人、体弱者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商人的数目，马、牛、喂牲口饲料的数目。想要使国家强大，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个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弱，直到被别国分割。
国内没有对君主有怨言的民众叫强国，如果发兵去攻打别国，那么就要按军功的多少授予他们官职和爵位，就一定会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从事农耕，那么就按生产缴纳粮食的多少，授予官职和爵位，国家就一定富裕。发兵打仗就能战胜敌人。按兵不动就富足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
说民第五
原文：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题记：商鞅在这一节论述了如何治理民众的问题。
译文：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到称霸天下。
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会损失百倍的力量。国家喜欢实力，这叫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喜欢空谈，这叫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喜欢做空谈之事，国家就难以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的法规督促民众作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利用民众这些实力去攻打别国，动用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战争中用民众所难具备的东西攻打别国，那么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刑罚重了，爵位显得尊贵；赏罚少了，刑罚才更威严。爵位尊贵，这是君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法令简明，那么刑罚就会减少。民众不服从管治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又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治理国家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那么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情本来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国家混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打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出去胆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所向无敌的国家，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刑罚（实际上是指实行法治）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刑罚中产生。因此刑罚多了，那么奖赏就丰厚了；奖赏少了，那么刑罚就显得过分严厉了。民众有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放荡的事情，他们讨厌四种难做的事。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放荡的事，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霸天下的国家，刑罚就用在九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刑罚用的面多，那么六种放荡的坏事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荡的事情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在列国中）就没有敌手。
民众所想得到的东西很多，可是能获得爵位的途径只要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过这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必须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力量集中又用来对外对外打仗，国家就会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创造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堵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用来断绝民主的妄想。只打开奖励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用来满足民众的需要。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使用，那么民众得到爵位的愿望就会落空了；民众谋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么民众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创造实力，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霸天下的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存粮食，是国家要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
治理国家有几种情况：在民众的家中能决断是与非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刑罚就能去掉。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治理好。要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众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对那些揭发犯罪者的奖赏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霸业的君主如何实行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能明确一样。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正当黑暗，民众对问题就会产生异议。民众同君主的意见相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政见不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治理好，是因为民众在家中就能判断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以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算地第六
原文：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 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 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眗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故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脩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倖于民、上；徼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题记：算地就是计算土地，这一节中商鞅论述了利用土地的方法，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充分利用土地与强国的关系。
译文：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口少，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国家拥有的土地，就一定要开辟疆土；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来人口开荒。要开辟疆土，就要成倍地扩大军队的数量。可是人口超过了国家占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泽、财力、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任民众放荡，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事业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从君主到臣民都这么做，因此，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少。
过去君主统治国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泽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的正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使人数少于耕地数。每个农民分得五百亩，国家得到的税收不足以养活一个士兵，这是因为土地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土地方圆百里，派出兵士一万人，人数少于土地数。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资料，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军队休息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利用土地备战的规则。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而粮食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装满粮仓，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同没有土地相同，关键在于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实行统一的奖赏。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归属到农耕上；民众归属到农业上，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奖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凝聚在对敌国打仗上，如此就定能获胜。根据什么知道会这样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众朴实，就会造就勤劳的品质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人贫穷了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肯奉献自己的力气就会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齐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向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丢失了臣子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受到耻辱而生命有危险，他们仍然不想停止，这是因为利益关系。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温暖皮肤，吃的不能填饱胃肠，为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从伤害自己的五脏，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这不是人性的普遍规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聚集到一块，那么民众就会顺从它。
君主掌握着给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获得功绩和名声的根本是依靠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弄清权力的情况而掌权，弄明白统治方略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丧失了统治政策却不危险，君主没有统治方法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严也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明白统治政策，想让大臣各尽职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来隶属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考虑对敌作战。从事农耕，是民众认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最危险的事。民众做自己信为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打算。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死就会考虑自己身后的名望。对民众所追求的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来源是土地，那么民众就会竭力耕地；名誉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打仗。对内让民众竭力种地，那么荒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荒地又不荒芜，富强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现在不是这样。国君更加卖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们身上有尧舜一样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的过错。请让臣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假如放弃权力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虽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绩却少。因为使用《诗》、《书》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作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作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洁心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到了国外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私门，就是像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圣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他们难以拥有的东西，必须用他们难以具备的东西来超过容易获得的东西。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由于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而难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愿出力气。古代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一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顺从世俗的禁忌，放弃了法治。所以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错误的结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长弃短，用称来称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重弃轻。衡量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观察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约束的办法很多。对内役使民众归属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多制定禁令，用来限制民众对农战不利才能的发挥，喜欢利用实力来断决民众的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普遍使用，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了，同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那么就会淳朴，民众淳朴，就会安心住在家乡而讨厌外出了。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而很少去托身外国危险之地。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迷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外国迷惑，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尽力而作战积极。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么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么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就会平衡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权力了。
开塞第七
原文：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釱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题记：开塞即开已塞之道。商鞅所说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统一天下的道路，他认为时代已经变化，反对用儒家仁政一统天下。
译文：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确标准，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七有余有实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贡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民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古时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补被抛弃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众放在首位；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定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如此看来，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超越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不明白。对天下民众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全的益处大的事，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大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急需的了；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厉刑罚更厉害的了。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罚归劝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不理会民众的善举，用刑罚除掉刑罚。
壹言第八
原文：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变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上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题记：壹言就是论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
译文：
凡是建立国家，对于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国家该从事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势，那么国家的风格就能改变，而民众就遵守服从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中就不会发生邪恶的的事；国家的政务统一，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国家所从事的根本之业专一，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用；事业集中，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业而愿意打仗。圣人确立法令政策、改变风俗的目的，是让民众早晚从事农耕，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在朝中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设置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请托私人门路便能为国家立功。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士，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战，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会在国中显贵，进入朝廷为官。君主打开为国家出力的门路，而堵住为权贵效命的行私请托的门路，用这种办法达到吸引民众力量的目的；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如果这样，为国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实现，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了，四处游荡的民众就会停止，而邪恶的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务农作战，国家就会强大；能够使民众从事根本之业（农耕），禁止商业、手工业，国家就会富足。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度清楚，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民众的力量集中了却不消耗使用不行，民众为国家出力却得不到回报，那么就会发生动乱。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他集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使军队强大；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如果国君只打开为国出力受赏的门，而不堵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的智谋就会增长；民众的智谋多了而不加以教育，那么就会发生邪恶的事。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那么民众就会糊涂愚昧；民众糊涂又不被使用，那么民众的力量就无处用；民众的力量无处使用，又不用来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虱害。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消耗力量用来攻击敌人。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方向一致，民众专一那么就淳朴，淳朴就会务农，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钱买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荡；用刑罚制止他们放荡，就会去务农。所以能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乱，只能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君主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国家就强大；国家不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这个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没有治理好，这是因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明执行，那是因为国君助长了动乱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松统治措施，不能助长动乱因素；国君掌握大权，主持朝政，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在朝堂上捕获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没有邪僻的行为；奖赏、刑罚决断得有凭据，做出的各种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规矩。如果这样，那么国家的制度清楚而民众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而各类人物也能被任用。现在列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却滋长了产生动乱的因素。并不是他们乐意让民众乱，这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没有弄清楚当前的形势。这样的话，他们对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现状却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不明白社会风俗在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情况，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君主设立了刑罚可民众不服从，奖赏的财务用尽了邪恶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众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度适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假如对法度的确立不考察民众的具体情况设立它，就不会成功；对政策确立能适应当时形势要求使用它，就不会相抵触。所以英明称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慎重去做，认真考察情况，将思想集中在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上。
错法第九
原文：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地而君或强或弱者，乱治之谓也。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财货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难而利禄可致也，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度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
题记：错通“措”，就是施行的意思。可译为实行法治。
译文：
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众没有邪恶行为，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度严明而民众认为对自己有利；进行战争能造就人才，这是因为功劳分明，民众就全心全意为国家出力；施行赏罚军队力量强大的原因是指爵禄俸禄而说的。爵位俸禄是军队用来奖赏的财物。因此，君主颁发赐予爵位俸禄，必须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国家就会一天天强大；遵循原则不公正，国家就会一天天削弱。所以发出爵位俸禄的原则公正还是不公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那些被削弱的国家，亡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颁发爵位俸禄，这是因为他们颁发爵禄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三王五霸，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不过是授予爵位、奖赏俸禄，可是他们所达到和功效与其他君主相比高一万倍，原因是他们奖赏爵禄的原则正确。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众时，重用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功劳，奖赏他们一定要加在他们在功绩上。论功行赏原则明确，那么民众就会争着立功。治理国家能让民众争着立功，那军队就强大了。
本来是处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隶，这是因为贫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国家却相互兼并，这是因为国家强弱不同；因为拥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国家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这是政治昏庸与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拥有道路与居报，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众就能吸引过来；假如置身于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财富。战友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民众就不可以说自己弱。土地被正确使用就不愁没有财富；民众被正确役使，就不会惧怕强暴的敌人。君主的品德圣明，法令能执行，那么就能使民众所有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东西，役使不属于自己的民众。
英明的君主所重视的，只是按照实际情况授予官爵，依据实情授予爵位，使他们感觉到荣耀显贵了。假如不荣耀，那么民众就不急于得到爵位；假如觉得不显贵那民众就不会追求爵位；爵位容易获得，那么民众就不认为君主赐给的爵位尊贵。颁发爵位，给予俸禄奖赏不遵循正常的门路，民众就不会拼死争夺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爱好和厌恶的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民众用尽了力，那爵位也随着得到，建立了功绩，那奖赏也跟着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让他的民众相信这一点像想念明亮的太阳和月亮一样，那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了。
君主有爵位颁发，军队的实力反而弱，有俸禄发放，可国家依然贫穷，有的国家法度确立了，而社会政治还是乱了，这几种情况是国家的祸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宠臣的求情请托，而把有功劳的人放在后面，那爵禄颁发了，而军队就实力就削弱了。民众不拼死作战而利禄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禄发放了而国家却贫穷了。法令没有标准，而国家的事务一天天增多，结果是确立了而社会政治混乱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众使他们一定用尽全力来谋求立功的事，功绩建立了，而富贵便随之而来，除此之外国家没有私下的奖赏，所以国家的政令就能够成功执行。像这样就会君主英明，臣子忠诚，政绩显著而军队强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根据民众为国家出力的情况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据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担忧不劳累便将功绩建立了起来。
法度的标准确立了，法令才可以执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自己。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鸟兽身上细小的毛却不能将他的好眼力转给别人，乌获能举起上万斤的重物，却不能将大力气转给别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也不能转给别人，但是功业却可以建立，这是因为凭借法治啊。
战法第十
原文：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民习以力攻难，故轻死。
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
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
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
若兵敌强弱，将贤则胜，将不如则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
其过失，无敌深入，偕险绝塞，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此其道也。故将使民者乘良马者，不可不齐也。
题记：战法就是作战方法，本篇论述了作战致胜的根本原则。
译文：
一般说来，战争的策略必须以政治上的胜利为根本。有政治上的胜利，人民才不争夺。人民不争夺，才不逞个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人民乡里械斗就胆怯，和敌人作战就勇敢。人民习惯于用力量攻打凶险的地方和强悍的敌军，所以没有怕死的心情。
看见敌兵像水决一般地崩溃，奔跑不停，那就放他跑吧！兵法曾说：“大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十里。小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五里。”
军队一动，先要衡量敌国。我们的政治赶不上敌国，就不要和它作战；我们的粮食赶不上敌国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敌兵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要做进攻的客军；敌国一切都赶不上我们，我们就向它进攻，不必犹豫。所以说：用兵的重大法则在于谨慎，研究敌情，考察双方兵力的多少，或胜或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称霸天下国家的军队，打了胜仗不骄傲，打了败仗不抱怨。打了胜仗不骄傲，是因为战术高明，打了败仗不抱怨，是因为知道了打败仗的原因。
如果敌我双方军队实力强弱相当，将领的水平超过敌人的就能获胜，将领的水平不如敌人的就会打败仗。假如战前的决策出朝廷的谋划，将领超过对方的会取胜，将领不如对方也能取胜。在政治上长期掌握获胜的战术，国家就一定能强大。直到称王天下。如果民众服从并听信君主的治理，那么国家就会富强，而且军队打胜仗，执行这一原则，就一定能长期称王天下。
用兵的错误，要害是轻敌冒进，使军队背靠险地，渡过边塞，使众人疲倦而饥渴交加，再加上遇到疾病流行，这是错误的用兵方法。所以将领役使民众，像骑一匹马似的，不能不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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