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现场，即“九一八”事变的开始（资料照片）。
那天，杨增志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教室里却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出奇地安静，还没到上课时间，讲授国文课的赵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
那堂课，赵老师没有按照原计划讲授课本上的内容，而是满怀悲愤地讲起了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已经哽咽。“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当讲到这里时，赵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告诉同学们：“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
上完这堂课，杨增志所在的学校就停课了，直到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才复学上课，但同学们却再也没看到赵老师的身影，普遍的说法是赵老师参加抗日队伍去了。在日伪当局的统治下，学校开始了奴化教育。据杨增志的口述记载：“一开始，老师叫学生拿来墨水，涂去课文中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内容。后来，旧课本一律被焚毁，学校印发了新课本。”
“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日满一德一心’，可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太原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杨增志的儿子杨学谦从小就经常听父亲讲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父亲不甘心当亡国奴，想像赵老师那样走上抗日前线，奈何多次寻找机会不成。1938年考入伪满建国大学后，他在大学校园里坚持抗战。
伪满建国大学。
“‘最后一课’给父亲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赵老师的教诲。”杨学谦说，父亲的思想和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时，杨增志和同学一起秘密组建了反满抗日的“建大干事会”，印发传单、举办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年，杨增志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
日伪当局查禁中国书，把日语列为“国语”
“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
齐红深说，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侵占、控制中国东北的目的，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歪曲历史，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意图从根本上切断中国人民的文化血脉，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国民”。相较于军事侵略，日本对中国的精神侵略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