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红深向记者展示由他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郭翔摄
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介绍，1932年伪满洲国刚宣告成立，便接二连三地下达训令，查禁中国原有教科书，要求各地学校“废止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强调“一切课程不得含排外材料”。据日伪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烧中国原有教科书650余万册。实际上，日伪当局废止的不仅仅是教科书，只要稍微具有一点民族意识或爱国思想的书籍，甚至只要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国书籍，均被打入废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烧。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迫不及待地成立教科书编审部，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主任，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在场监视。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忠于“皇帝陛下”、信奉“天照大神”和“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充满了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色彩。
伪满时期的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齐红深说，这些教科书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正当化”，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得庆重生”。把日本侵略者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写成东北各地方自发“尊重民意”“物归原主”，建立“努力治安，使三千万民众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国家”。
日伪当局把日语列为“国语”之一，强制学生学习日语。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记载，伪满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徐德源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开设了日语课，每天放学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一段日语，要求我们必须抄录下来背诵，背不下来的就罚站。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年时间，长期由日本老师教我们学日语，当时的就业和升学考试都考日语，学生不愿意学也得学。”
青年时期的徐德源。（受访者供图）
日伪当局把汉语改称“满语”，在“满语”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日语片假名，制造“协和语”，妄图逐步用日文取代中国语言文字。据齐红深主编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记载，“满语”教科书首先由日本人编审官冈村房义写成日文稿，再由中国人编审官金云宪译成中文，并由日本人太田洋爱画出插图。这样的教科书不仅在内容上充斥着“日满一德一心”的毒素，连语言都已经不是纯粹的中文，彰显了日本侵略者推行语言殖民主义的险恶用心。
“至今我还能阅读日文书刊，勉强用日语会话。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这是日伪当局奴化教育在我身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徐德源回忆道。
学说日本话，学习“皇民书”。
记者从一些史料中了解到，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官张耀先回忆，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部负责人加藤对他说：“将来‘满洲人’必须渐渐地用日语代替‘满语’，只有使用同一的文字，才能真正达到‘日满一德一心’。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怎样能够尽快地通过教科书使青年一代都会日语，喜欢日语，放弃对‘满语’的学习兴趣。”
日伪当局的魔爪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地向学生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和伪满“建国精神”。据《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记载，曾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冯志良说，学校每次集会都让学生面向东方，向日本皇宫遥拜，并高呼“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万岁万万岁”，然后转向伪皇宫遥拜，高呼“皇帝陛下万岁”。每天早自习必须背诵“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和“回銮训民诏书”等伪满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