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时节，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多位名士齐聚在位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在纵情游赏自然风光之余，众人相继举杯赋诗，畅所欲言。王羲之还乘兴泼墨挥毫，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兰亭集序》。但令人颇感蹊跷的是，在叙及与会者“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借此渲染出悠然欢快的气氛后，王羲之却突然悲从中生，非但发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激切悲慨，还直言不讳地怒斥“一死生”“齐彭殇”的老庄玄理都是虚妄不实之辞，瞬息之间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今人郭沫若对此就感到匪夷所思，甚至遽下断语，认为“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的绝顶了”。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吗？其实只要稍事寻绎，便不难知晓这种情感上的顿挫激荡，与此次盛会所选择的特殊节令不无关系。
【起】 修禊与招魂
在序言开篇，王羲之就明确交代了这次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修禊”，意即在水边洗濯沐浴，借此祛除凶邪不洁。追溯这一习俗的渊源，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萌生，只是起初并没有安排在特定的时间内。《论语·先进》篇记录孔门弟子济济一堂，畅谈各自的志向，轮到曾晳时，说自己最希望在春季将尽时约上一群人，先去河里洗个澡，再登上高坛吹吹凉风，最后唱着歌回家。蔡邕指出，汉代“祓禊于水滨”的风俗就源出于此。到了汉代，这一习俗日趋稳固流行，并确定在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举行相应的仪式，由此才有了“上巳”的称呼。
不过依照干支纪日的方式，每年三月第一个巳日的时间并不一致，而且在上旬也未必都会出现巳日，为便利起见，从魏晋开始，索性将日期固定在农历三月初三日而仍沿用其名，同时又有了“三月三”“重三”“三日”等别称。此后约定俗成，偶尔才会破例依循旧规。在元人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第一折里，男主角裴少俊登场时赞叹道：“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反映的就是在三月巳日修禊的老传统。
根据文献记载，在上巳修禊的过程中，伴有替亡者“招魂续魄”的重要环节。其详情尽管已经难以查考清楚，但先秦时宋玉因哀悯屈原的不幸遭遇，担心他就此魂魄离散，特意撰写《招魂》以致祈祷，从中还能略窥一二。直到唐代的上巳节时，王绩仍在说“新开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沈佺期也称“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还屡屡提及此事，足见这一风俗延续之久。身处其间，抚今追昔，自然容易触景伤怀。王羲之的情感转变看似放诞失常，但若能设身处地仔细推求，实在是情有可原，不必过于惊诧乃至怀疑。
【承】 朝野和乐的节俗
上巳礼俗倒也并不只是一味陷人于感伤悲戚，与此同时还会呈现出令人身心愉悦的另一面。以水滨祓禊这一最重要的仪式为例，古人对此尤其重视，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贵贱，都在这一天相约聚集在郊外流动的水源边，在手持兰枝举行特定的仪式之后，再一同沐浴清洁，期间还需要在水中添加各类草药，以增强去污洁净的功效。春夏之交气温逐渐上升，各种疾疫非常容易传播。为了防患于未然，古人便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身的抵抗力，而在这庄重虔敬的气氛中，也展现出激扬开朗的精神风貌。
三月前后春和景明，也顺理成章为亲朋好友的出游相聚提供了契机。张衡对出行时的车马喧阗、人群杂沓观察极为细致，“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展现出一派熙来攘往的欢腾景象。兴致颇浓的吴融纵马出游，眼前只见“十里香尘扑马飞，碧莲峰下踏青时”，城中居民几乎悉数出动，外出踏青揽胜。李清照也在这一天宴请亲友，酒阑席散后却陡然伤感起来，“醉莫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自然是南渡以后家国沦丧的缘故，但也不难据此揣想昔日聚族欢筵的情形。王羲之则着力表现文人雅集的精致脱俗，“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他在文中提到的“流觞曲水”，即任由酒杯在溪水中随波漂流，众人得以就近取饮的宴集形式，在后世更是大受欢迎。出于对名士风流的仰慕，普通民众在上巳聚饮时也纷纷予以效仿，士庶雅俗之间的隔阂差异，在这一刻似乎也消融殆尽了。
《诗经·郑风·溱洧》说起春天江河盛涨时，“士与女，方秉蕳兮”，令人浮想联翩。汉代学者认为表现正是诗人在上巳节时，带着意中人到水畔游赏的情形。青年男女携手欢会，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息，平日深居幽闺的佳丽更是引人瞩目。杜笃就情不自禁地铺排过那令人惊艳的一幕，“戴翡翠，珥明珠，曳罗袿，立水涯，微风掩壒，纤縠低徊，兰苏肸蠁，感动情魂”，这些年轻女性不仅服饰华贵，举止庄重，而且神采飞扬，顾盼生姿。漫步曲江的杜甫偶遇虢国夫人等权贵出游，忍不住对其骄纵加以峻切的讥嘲，可冷眼旁观时也提笔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勹 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借鉴辞赋笔法，竭力铺张排比，当时盛况足见一斑。
随着上巳节俗的广泛传播和备受欢迎，使其也成为宫廷仪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擅长描摹山水的谢灵运称赏说，“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时物芳衍。滥觞逶迤，周流兰殿”，不仅言简意赅地点明特定的节令风物，还含蓄得体地称颂了帝王的卓绝功绩。齐武帝萧赜在芳林园禊宴群臣，少年文士王融奉命撰写《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也着力宣扬政治清明，百姓和乐，足以“优游暇豫，作乐崇德”。这篇序言不久就流传到北朝并大受推崇，成就了一段南北政治对峙而文化交流不辍的佳话。唐代长安城内的曲江成为上巳游览的胜地，帝王们时常在此设宴款待群臣。王维由衷地赞叹“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用开阔雄浑的景致，彰显出庄严祥和的盛世气象。白居易也欣喜地颂扬“花低羞艳妓，莺散让清歌。共道升平乐，元和胜永和”，尽管安史之乱后国势日蹙，但诗人对复兴大业依然充满希冀。就在这不经意间，上巳俨然已经成为朝野和乐、共庆升平的节日。
【转】 节俗的嬗变和衍生
在汉代逐渐成形的上巳习俗，在承传流播的过程中，也会随着人们的观念转变，不断出现各种嬗变和衍生。仍以水滨祓禊为例，在公开场合集体沐浴显然有碍风化，于是人们略作变通，改为洗濯手足或沾湿衣袂裙裾以示象征。潘尼提到“临岸濯素手，涉水搴轻衣”，白居易述及“弄水游童棹，湔裾小妇车”，卢象谈到“上巳无过酒，春衣试欲湔”，贺铸说起“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香尘扑马歕金衔，涴春衫”，范成大也言及“湔裙水满绿蘋洲，上巳微寒懒出游”，不约而同都捕捉住这些轻手蹑脚、浅尝辄止的有趣细节。
沐浴中秉执兰枝、草药香薰等环节，也相应出现了不同的替代方式。段成式说唐代帝王在上巳节时“赐侍臣细柳圈”，戴着可以免受蝎子等毒虫的侵扰，纂修唐史的欧阳修也留意到唐人祓禊时用“细柳圈辟疠”。古人为了使“百鬼不入家”，而在门上悬挂杨柳枝，所以才会将其应用于上巳祓除。高濂称上巳节时在灶台、坐卧处铺满荠菜花，“可辟虫蚁”。顾禄说江南一带也有类似的习俗，当天一大早，村童就会沿路叫卖，妇女们还将荠菜花插在发髻上。这大概是因为荠菜原有“*诸毒”的效用，才会被移植过来取代草药。
在溪水中除了流觞浮杯以供人取饮外，不少文学作品中还出现过“浮枣”“浮卵”的奇特场景。有些文士总算还能一视同仁，比如张协说“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于中河”，萧子范说“洒玄醪于沼沚，浮绛枣于泱泱”，都将“流觞”与“浮卵”“浮枣”等相提并论。后来却反客为主甚至取而代之，例如王绩说“浮绛枣而相逐，椠红兰而延伫”，沈佺期说“摘兰喧凤野，浮枣溢龙渠”，宋祁说“漂灰禁余火，浮枣祓残溪”，目光都聚集在载浮载沉的红枣、鸡蛋之上，再也无暇顾及本该令他们更感兴趣的杯中佳酿。青年男女在上巳时可以自由欢会，而红枣、鸡蛋等则含有祈求子嗣的意味，这才促成了浮枣、浮卵等习俗的出现，由此也令这个节日兼容雅俗，平添了几许烟火气息。
还有不少与旧俗原本并无多少关联的新风，也在逐渐兴起。北方地区好勇尚武，由南入北的庾信一看到“弓如明月对堋，马似浮云向埒”，当即就被驰骋狩猎的壮阔场面吸引住。唐代相沿成习，宫苑内经常会在上巳节举行激烈的骑射竞赛，获胜者多有赏赐。流风所及，民间也有同样的竞技表演。孟浩然在寄赠友人时，就津津乐道一起观看过“走马射堂前”的景象，无疑对此记忆犹新。甚至到了辽代，还延续着类似的习俗，在三月三日时“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看谁能够率先射中。
唐代江南地区在春季“有竞渡之戏”，还有人精心制造上巳竞渡船。张祜在《上巳乐》中描写过宫中举办赛事的欢腾场面，嫔妃宫娥们抛开平时的含蓄矜持，为心仪的赛船呐喊助威。而在薛逢《观竞渡》中，参赛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观赛者则加油鼓劲，声嘶力竭，让人血脉偾张的这一幕正是发生在“三月三日天清明”之际。
同样是在唐代，每逢上巳来临，“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借此可以开拓心胸，疏泄积郁。只是屡遭流放的宋之问在登高远眺时一无所见，“登高望不极，云海四茫茫”，由于前途未卜，免不了忧心忡忡。同样经历贬谪的白居易在凭栏远望时睹物思人，“每登高处长相忆，何况兹楼属庾家”，霎时勾起对往昔携手共游的美好回忆，聊以排遣内心的怅惘烦闷。
由于祓禊有祛除邪秽的目的，不少民间信仰也因此加以利用。南宋时为了镇厌不断侵扰北境的金兵，册封位居北方的道教神祇玄武为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真君。吴自牧在梳理上巳源流时，说到这一天恰逢“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杭州城内会举行格外隆重的朝贺仪式。周应合提到建康府三圣庙供奉着神话里创造文字的苍颉，并感慨竟然无人知晓“三月三日圣诞”。想来是因为传说在苍颉造字时出现过“鬼夜哭”等异象，才会将其生日安排在这一天。《西游记》第二十三回讲到观音菩萨约请数位神仙变成母女四人，以考验唐僧师徒的决心。率先登场的黎山老母化身老妇，自称“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时生”。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恐怕也经过仔细斟酌，以便符合其女神的身份。到了清代，又视上巳为“西王母蟠桃会之期”，节日期间人们聚集在蟠桃宫附近，“治酌呼从，联镳飞鞚”，会举行盛大的游览庆祝活动。这些设定尽管都出于比附，但也透露出人们对这个日期的敏感和偏好。
【合】 上巳的流风余韵
尽管不少上巳习俗在后世仍然在不断递嬗或衍生，但毋庸讳言的是，作为节日的上巳在宋代以后却开始日趋衰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巳节与寒食、清明这两个节日前后接续，相隔的时间实在太短。不少文士都提到过三者的紧邻关联，“上巳接寒食，莺花寥落晨”“上巳欢初罢，清明赏又追”“繁华两佳节，邂逅适同时”“百五重三并一朝，风光不怕不娇娆”，有时居然完全重合。如此频繁紧密的节令安排，还要筹备各类的节俗活动，势必令人应接不暇而心生倦怠，有人甚至慨叹“芳辰来属续，游事困联翩”，为之叫苦不迭。
正因如此，诸如出游踏青、划船竞渡、登高望远等原本属于上巳的习俗，也就慢慢被整合、归并到寒食、清明乃至端午、重阳等其他节日之中，而失去了这些节俗活动的上巳当然也就逐渐变得名存实亡了。 上巳节俗虽然渐呈衰颓，但由此派生出的人生体验和世事感喟，却依然能跨古越今，绵延承传，不断引发回响。王羲之原本并不以辞章著称于世，然而恰如胡应麟所说的那样，“《兰亭禊序》俯仰感慨，实际之语，千载若新”，由于他体会真切，感受深挚，这篇挥笔立就的序言宛若新脱笔砚，千百年后读来，依然耐人涵泳咀味。韩性完全沉醉在悠然轻松的氛围中，对昔日的盛会神往，“回首昔时游，乐事终不忘。谁谓古人远，千载欣一饷”，即便时隔千载，仿佛也能够与古人相视一笑，莫逆于心。贡师泰体悟到令王羲之苦痛不已的原因所在，“光阴亦何速，聚散安可常？及时不欢乐，白发徒慨慷”，面对时光流逝和人事迁变，个人终究无能为力，倒不如及时行乐，免得年齿徒增，白白辜负这良辰美景。刘履则深感世事空幻，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散怀良不易，劳形复何求？抚景发深喟，畴能踵前修？”想要寻求排遣宽解固属不易，然而劳碌奔忙也同样徒劳无功，在犹豫彷徨之际，更感叹古人的旷达超脱遥不可及。
历代不少画家还依据《兰亭集序》的叙述加以想象，绘制了各种曲水流觞图、兰亭修禊图，使观众得以更直观地了解上巳的风俗。会稽山阴本就以山水清新秀丽而闻名，画面中再添上名士宴饮这样的韵事，毋庸赘言更能引人入胜。董逌尽管并没有去过山阴，可通过观赏《兰亭图》却“足少自慰”，并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恨不能揖让其间”，想要和王羲之等人把酒畅谈。郑思肖在诗中说，“犹记兰亭三月三，流觞曲水畅清酣。分明一段永和意，好向羲之笔外参”，兰亭宴集的盛事虽然难以再度复现，但画家借助高超精妙的技艺，依然能够弥补读者心中的遗憾。赵衷原本就兼善丹青，在观摩前人画作时更是跃跃欲试，“尽将情兴写新图，更为题诗寄来者”，准备另绘新图并题诗，以便流传后世。
画家在经营布置之际，必须借助丰富的想象去填补诗文中所没有的内容，更需要根据个人体会来重塑王羲之等人的具体形象，这也会逗引观画者产生各种遐想。吴师道在题画时说“右军忧国心如许，也伴兰亭醉客吟”，就将王羲之与其他参与宴集的人区分开来，视其为忧心国事、借酒浇愁的志士仁人，“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似乎又有了别样的深意。于慎行在披览画卷时称，“将无瑶池侣，夕饮昆仑天。亦云山阴会，祓禊征群贤”，出现了“瑶池”“昆仑”等游仙诗中常见的意象，暗示出上巳节俗与各类神仙信仰的隐秘关系。而张鼐在畅想“不妨临池把酒，无限青山白云”时，又反复提到画面中有“一曲桃花流水”，“几回洞口桃花”，俨然将兰亭和陶渊明笔下的桃源杂糅在一起，呈现出新奇别致的效果。
王羲之等人举行的禊饮活动，在文人雅士的群体中更是盛行不衰。历代文士雅集往往喜欢与兰亭宴集相比拟。刘禹锡参加白居易等人发起的上巳游宴，在诗中盛赞“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暗中想着要与王羲之他们一较高下。欧阳修在应召赴宴，途中赋诗抒怀，“共喜流觞修故事，自怜霜鬓惜年华”，尽管年事已高，可想到还能踵续兰亭韵事，顿时兴致盎然。结束十余年流亡生涯不久的梁启超，也在1913年癸丑上巳日有意依照兰亭宴集的规模，邀请了四十余位友人聚饮赋诗，在结集时感叹时间上的巧合，“山阴禊事，正属今辰”，在家信中更认为这次活动是“归国来第一乐事”，多年郁积的烦闷一扫而空，流露出难以自制的欣喜快慰。
王羲之等人当年聚饮的山阴兰亭，也在后世受到格外的眷顾。兰亭地处荒僻，原本人迹罕至。柳宗元对此颇有感慨，指出若非王羲之别具慧眼，兰亭之美根本就无法彰显世人。然而世事变化无常，兰亭在历代仍然屡经兴废。文徵明就在实地勘查时发现兰亭故址早已迁徙，原来的溪流也壅塞不畅，经过一番修葺疏濬，终于“左右纡回映带，仿像其旧”，使其恢复原貌，可供人们在凭吊时遥想王羲之等人昔日的风采。
还有人尝试仿照兰亭的规制，在别处营造新景。张岱参观过书法家范允临在苏州天平山修筑的“小兰亭”，其中“茂林修竹，曲水流觞，件件有之”，依照王羲之的描摹努力复原。同时期还有一位画家米万钟，在北京西北郊外建造了一座勺园，设计时也参酌了会稽兰亭的特点，“曲水绕亭，可以流觞”，因而被誉为“北地兰亭”。米万钟还仿效王羲之，定期在园中召集友人饮宴赋诗，并绘有《勺园祓禊图》《勺园修禊图》等以纪其盛。这类新造园林虽不免效颦之讥，却足以显示后人对兰亭雅集的无限神往。
面对大自然的运化流转，王羲之不由自主地悲叹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正如宋濂所强调的那样，其实世事嬗变，莫非如此，并不需要过多焦灼忧虑，个体的生命固然有限，却完全可以凭借才智，或撰作辞章，或建立功业，“足以传后世于无穷，其人虽死，犹不死也！”上巳节的特定节俗尽管早就难以恢复施行，然而历代文人雅士的流风余韵，必定还能不断激起后人心底的共鸣和呼应。
文：杨焄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
编辑：范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