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晋书·武帝纪》
《晋书》将晋朝的八王之乱，以及司马睿的避祸江东，都归于司马炎晚期（太康，平吴之后）的政策失误，尤其是在太子立废的问题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司马炎是否就真的如《晋书》所说，犯了严重错误呢？
司马炎在咸熙元年被立为世子，咸熙二年五月改为晋王太子。然而司马昭于当年八月去世，司马炎根本没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心腹。他登基之后只能自己面对朝中的功臣和宗室。当是司马炎也不过二十岁，朝堂上根本没有依靠。
司马炎一没威望，二没功业，三没有自己人，难以压制司马昭留给自己的晋室功臣，以及宗室长辈。司马炎只得借助宗室与功臣双方，自己则慢慢巩固皇权。
面对君弱臣强的局面，司马炎又是如何一步步打开局面的呢？
司马炎对司马攸，一边重用，一边打压（宗室代表）司马炎对自己曾经的对手齐王司马攸一直抱有警惕心，但在即位之初，司马炎也不得不先重用自己的兄弟，以弥补自己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司马攸传》“武帝践阼，封齐王，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可见司马攸在晋朝初期也出了一把力。
同时，司马炎为了安抚宗室，允许宗室自己任命封国内的官员，这是完全将宗室的王国当独立王国来对待了。但司马攸不同意司马炎，上书道：“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
可见司马炎与司马攸兄弟俩，在西晋初年还是有一段合作时期的。面对宗室，司马炎扮演红脸，给予王国莫大的权力；司马攸则扮演黑脸，出面阻止此项决议成行。司马炎一方面示好宗室，一方面又令司马攸远离宗室，一举两得！
为了杜绝司马攸登位的可能性，司马炎在泰始三年（登基第三年），就立司马衷为太子，以确立司马衷皇室正统继承人的身份。但是哪怕这样，朝中还不时有改立司马攸为继承人的呼声。
咸宁元年，司马炎建立十二功臣名单，让这十二人得以配享太庙。这里有个特殊的人就是齐王司马攸。说实话，司马攸对晋朝根本没什么贡献，不值得配享太庙。司马炎如此做就是为了确立君臣身份。配享太庙的只能是臣子，司马攸自然不能争夺储君之位了。
纵观司马攸一生，始终没有太大作为。这离不开司马炎的刻意打压。
二、司马炎对贾充，既防备又信任（功勋代表）
贾充有“弑*曹髦”的功绩，因此为晋朝功勋之首。司马炎一面仰仗贾充的威望，好让自己能顺利执政。另一方面又对他相当警惕，因为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怕双方联合起来。
贾充与第一任妻子李氏所生的女儿，嫁于司马攸，为齐王妃。贾充与司马攸有了血缘上的羁绊。在太子与齐王之间就天然倾向齐王。
司马炎为了限制贾充，便任用庾纯、任恺、秦秀等清流人物。这些人对朝中功臣没什么牵绊，同样也没什么个人威望，完全靠司马炎的恩宠得以进位，司马炎便于控制。
任恺任职侍中，侍中这个职位职权大小完全在于司马炎。司马炎能听从你的建议，那么就能遥控朝堂风云。若所提的建议不被接纳，那么也就是个摆设。
贾充任司空, 同样也为侍中、加尚书令,另外以其晋朝元老的身份也远远不是任、庾二人相比的。
任恺、庾纯等在政治地位上与贾充完全不处于一个等级。为何却能逼迫贾充步步后退，甚至在泰始七年，差点将贾充赶出中央权力中枢？
这其实都是司马炎在背后支持任恺与贾充打擂台。这是司马炎平衡朝堂的手段。贾充身为功勋之首，其权势自然强大。包括同为功勋的羊祜，都被贾充排挤出朝堂，让其坐镇荆州，直到死，羊祜都没再返回中央。司马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必须扶持一些人来对抗贾充。
每次贾充与任恺等人争斗激烈的时候，司马炎就会出面说和：“朝廷宜一，大臣当和。”一方是为了晋朝立下大功的权臣，一方是寸功未立的新近之臣。两不相帮，便是偏帮。
上面说了，贾充与齐王司马攸是姻亲，虽然贾充没有明面支持齐王，但多少都会偏于齐王。比如贾充为了让任恺远离司马炎，便借口任恺贤德，可以辅助太子。难道他不怕任恺得到太子信任，将来太子登位报复贾充？这贾充的心里也是希望齐王登基的。
贾充的打算司马炎自然清楚，因此司马炎命任恺为太子少傅，但仍然保持侍中的身份。不够贾充如此做，使得司马炎对贾充的忍耐到了尽头。
泰始七年，任恺在司马炎默许下，举荐贾充出镇关中。贾充对此却无可奈何，若以病为借口推脱，那么关中都不用去，直接养老吧。贾充不想失去权力，但他没有看清楚其中的关键，荀勩却看明白了。他说：“你把你女儿嫁给太子，就不用离开了。”
果然，贾充在太子与齐王之间做出了选择，明确支支持太子之后。贾充“既而皇储当婚，遂不西行。”贾充不是因为太子结婚才不用出镇关中，而是与太子联姻，重新获得了司马炎的信任，才得以留下。否则仅仅一个结婚，就能耽误国家大事？
司马炎既然收复了贾充，那么任恺也就失去了其意义。不久任恺就调任礼部尚书，逐渐失去了司马炎的重用，最后消失于官场。
三、重用外戚，强迫齐王就国，大封子嗣。
《晋书·武帝纪》咸宁元年十二月，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咸宁二年春正月，（司马炎）以疾疫废朝。
《资治通鉴》中有同样记载：“帝得疾，甚剧。”司马炎差点因为疫病而死。尤其让自己吃惊的是自己重病期间差点发生兵变。
《资治通鉴》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
上问已经说了，齐王攸是贾充大女婿。贾充本来将贾南风嫁给太子获得了司马炎的信任，但在司马炎病重其间居然又开始双方摇摆不定，这一下彻底失去了司马炎的信任。
贾充的默许，也给司马炎敲响了警钟：原来朝廷里还有这么多人支持司马攸啊！
待到司马炎病好，他首先削贾充兵权，剥夺其尚书实权，升为太尉虚职。《晋书·贾充传》“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
贾充的背叛，使得司马炎不知到该信任何人。于是他转而开始重用起外戚。
河南尹负责洛阳的行政与治安，对司马炎安危可谓是关系重大。居然在司马炎病重其间有了二心，那么必须除去。司马炎于咸宁三年用侍中王洵为河南尹。王洵是王肃的儿子，是司马炎的舅舅。
《武帝纪》记载“（咸宁二年）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杨氏（武悼皇后）。”《资治通鉴》：“十二月，以后父镇军将军骏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封皇后父亲杨骏为侯，这是司马炎开始重用外戚的信号。《资治通鉴》称：“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时人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
不过重用外戚也是司马炎的“罪名”之一。这大部分是以后世眼光来看待的。试想当时，司马炎当时环境，自己亲信居然与自己的弟弟联合起来想要夺取自己的皇位，自己若处于司马炎的位置，也不会有太好的方法。
太康元年，司马炎平吴会，弥补了自己的短板—武功不足。凭借平吴之后的威望，司马炎政治态度上也开始强硬起来。
太康三年，司马炎利用荀勖、冯紞、杨珧等人，强迫司马攸就国，哪怕群臣反对也一意孤行。甚至扶风王司马骏也因劝阻司马炎而死。晋初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以司马攸就国，死于路上画上句号。
外戚既然已经被重用，司马炎就不得不防范，毕竟东汉外戚专权还不远呢。司马炎于泰始十年大封子嗣。
《晋书·武帝纪》
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颍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
司马炎的儿子终于长大，可以出镇一方了。本来魏晋朝堂之间是宗室与功臣之间相互平衡，司马炎却引入外戚这一力量，成为三方斗争。继而为了防止外戚，又分封自己的儿子们，使得他们掌握地方军政大权。这本来用来防范外戚与宗室的力量，反而成为了制约自己太子司马衷的力量。毕竟等司马衷继位，兄弟们也都变成新的宗室啊。
司马衷登台后，杨骏被功勋一系联合新成长起来的宗室力量所剿灭。贾氏功勋勉强与司马炎儿子们所代表的宗室达到平衡。然而贾氏废掉了象征皇权的太子，致使晋朝平衡彻底打破，掀起了八王混战！
司马炎本来想要平衡政权，保证自己皇权稳固，但其没有考虑自己去世后，继位者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若是一个心思缜密，手段高超的君主登位也许会有所改变。但司马衷却不是这样的人。以此来说晋朝灭亡，司马炎确实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