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花城》丛刊第1期封面，图为徐匡木刻作品《草原诗篇》。
在纸质办刊时代，作家与期刊编辑的关系，就像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的作家与图书编辑一样。在该剧中，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
在那时候，文学与文学期刊、作家与文学编辑的命运之紧密也显而易见。比如，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因为一批文学期刊的诞生或复刊，才产生了一群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同样成就了文学期刊的地位。两者共同参与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进程。
阅读在变革，我们都得革新。而在内容上，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先锋性无论是否在减弱，就像朱燕玲所说，文学“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
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因而，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
现在被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实际上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中国文坛诞生了此后影响深远的众多文学和文化期刊，包括《十月》
（1978）
《钟山》
（1978）
《花城》
（1979）
《当代》
（1979）
和《读书》
（1979）
等等，由巴金和靳以在50年代创办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也在1979年复刊。
作家往往最早嗅到社会坚冰解冻的气息。在短时间内，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兴起，它们为当代文学的萌芽壮大提供了阳光和沃土，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文学期刊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来自西方的实验性写作，也被中国作家们“活学活用”，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在文学期刊上轮番登场。
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
今年10月，《花城》杂志社在北京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蒙、格非、毕飞宇、张抗抗、叶兆言、李敬泽、林白、李洱、西川、北村、梁鸿、阿乙、潘军、张清华、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齐聚现代文学馆，畅谈与《花城》杂志数十年的情谊，以及《花城》作为文学重镇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特殊贡献。
“先锋性”是众人在评价《花城》杂志时重复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也是《花城》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点。作家们谈到，许多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不了，但是《花城》勇于冒险尝试。《花城》也敢于力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比如毕飞宇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于《花城》，至今，每期仍设有“花城关注”栏目，致力于发掘新生代的写作者。
《花城》的四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期刊的一个缩影，文学期刊曾牢牢掌握着文学市场的话语权，而今，尽管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但曾经的地位已然被自媒体和网络文学所挑战，那么，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关于《花城》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期刊在未来的命运，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花城》的主编朱燕玲。她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她主持下的《花城》面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我们从《花城》的转型因应之道，也可以管窥文学期刊的共同命运。
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并策划和编辑“蓝色东欧”大型译丛。
01
“先锋精神”是寻求文学变革的内在力量
新京报：《花城》于1979年创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作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它一直带有突出的先锋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先锋作家的实验性作品，而且至今依然致力于发掘优质的新生代作家，这种先锋性或许也是《花城》从众多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一种文体或叙事手法尚未被读者普遍接受之时，过于先锋前卫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花城》是如何将先锋性一以贯之的？这与广州相对开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是否有关？
朱燕玲：当然密切相关。《花城》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热潮之中，凤凰卫视曾经用“应运而生”来形容她，她扎根于开放拓新的岭南文化土壤，汲取广东“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借助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
我更愿意将“先锋”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懈地寻求变革的内在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她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在上世纪80年代，她表现为突出的启蒙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她表现为鲜明的实验性；在新世纪后，她表现为多元性和融合性。变化有之，但始终没有丧失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未来人类命运的热情和勇气。
1979年，《花城》丛刊第4期封面，林墉画作《春》，秦咢生题字。《庐山恋》发表于这一期。
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然抱有疑惑的时候，《花城》率先刊发了改革开放代表之作《庐山恋》和《“雅马哈”鱼档》。这两部作品随后拍摄成同名影片得以公映，《庐山恋》当年的银幕第一吻，可谓惊天动地，成为青年男女的爱情典范，创下连续放映6300多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雅马哈”鱼档》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广东个体户，他们敢想、敢闯、敢干，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从不起眼的“街边仔”，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展现了广州城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缤纷与活力，热播后轰动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