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了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
新京报：你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三十余年，如何看待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编辑被誉为“天才的捕手”，也被嘲讽（或自嘲）为“为他人作嫁衣裳”，你如何看待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收获》主编程永新曾说，“编辑工作与写作是有矛盾的，《收获》编辑部的传统也不鼓励编辑写作”，你是否同意他的“矛盾说”？
朱燕玲：作家和编辑常常是朋友和知音，尤其是发表作家处女作或早期作品的编辑，常被作家认为有知遇之恩，而编辑也会为发现了心仪的作品而倍有成就感。编辑工作的价值就在发现和推广。
我也很认同程主编的说法。他指的显然是全身心投入的编辑，而身兼二职的人也比比皆是。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弹性，一本杂志如果只求填满版面，轻而易举；而要精益求精，则是无底深渊。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城》杂志编辑部。左起：文能，侯卫红，杜渐坤，刘钦伟，朱燕玲，陈文彬。
新京报：《花城》的作者群有很多知名作家，也有一些文学新人，你挑选作者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三十多年来，你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有过变化吗？
朱燕玲：我挑选作品的标准很朴素，就是单纯看作品，名人和无名者基本一视同仁，比较“铁面无私”，“不太会做人”；同时我不推崇也不排斥什么具体的流派，它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传统的，我的谱系很宽，能打动我就行。可是，对一个以看稿为职业的人来说，要被打动，谈何容易。它不仅有对技术的要求，还有对“三观”的要求。
新京报：麦克斯·珀金斯曾说，“编辑可能只是让一部作品变得不一样，并不一定会让它更好。”当编辑和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你处理的原则是什么？编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
朱燕玲：当编辑与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我们首先会提出非常真诚的意见，在最大程度保留作者风格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硬伤部分，或者是情节、人物设置可以更好的处理建议。如果作家无法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尊重作家的意见，如果觉得是小瑕疵，也就“文责自负”了，如果觉得有损全局，则只好遗憾不用。但我们遇到更多的情况是作家希望我们给出更多的修改意见，他们也很感谢我们提出的意见。编辑可以说是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有义务跟作家一起，提高作品的完成度。
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既要站在作家一边，也要站在读者一边，但更要站在历史一边，筛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这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有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了解最前沿的创作动态和作品，甄别优劣，预判趋势；编辑还应该有亲和力，有包容心，能团结作家，广集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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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
新京报：《花城》经常组织文学笔会和研讨活动，你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今，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
朱燕玲：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说好话容易，说坏话难，严肃文学批评的生存状态，其实就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折射。
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貌似一团和气，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回顾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有过真正的批评，研讨会也曾会争得面红耳赤，一些诗歌会议甚至会争论得打起来。
《花城》部分封面，该刊发表了王蒙、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王小波、张承志等人的作品。
我想，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研讨会基本是机构组织的，比如出版社。出版社组织的目的是销售。而当年，文学书不愁卖，研讨就真的是为了研讨。此外，当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说话自然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己。双方都有太多的羁绊——在快节奏的社会里疲于奔命的人，再也无力较真了。
新京报：“花城关注”等栏目一直致力于推出文学新人，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先锋性是否在减弱？目前有哪些青年作家值得关注？
朱燕玲：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用心扶持，严格要求，是我们一惯的态度，我们不愿意因为年轻就对他们降低文学的审美标准。而“先锋性”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文学的潮流是流动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如果仅从技术上继承所谓“先锋性”，已经远远不够——事实上20多年来，“先锋性”已经变成寻常元素融入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之中。所以，我们期待青年作家的，是更新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
虽然90后作家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众声喧哗是必然的结果。
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个更有个性的作家脱颖而出，即便是一个“小时代”，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寻找这样的新人。
作者：徐伟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