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聆听的琴声，是小提琴。
童年在小山村时，清晨时分，要是父亲唤我们起床得不到响应的话，他会动用两大法宝，把懒睡的我叫出被窝。这两大法宝是：狗和小提琴。
父亲会把屋门敞开，将在院子中守完夜的狗放进我的睡房，狗摇头摆尾地进来后，欢天喜地地把两只前爪搭在炕沿儿上，伸出柔软的舌头，哼哧哼哧地舔我的脸，直到把我舔醒。
要么，父亲会取下挂在墙上的小提琴，站在炕前，有板有眼地拉起来。琴声如黎明之船，驶入我昏沉的睡眠里，将我照亮。当我睁开眼的时候，琴声还在继续，玻璃窗上弥漫着朝霞，好像朝霞也喜欢琴声，特意从天庭飞来听琴。
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琴，是古琴吧。古人的诗词歌赋中，常常出现“瑶琴”的字眼，说的就是它。我最早认识古琴，是1994年在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脚下。中秋节的晚上，一行人在大研古镇听老人们演奏洞经音乐。洞经音乐如同仙乐，至美至纯。在幽幽的丝竹声中，你能清晰地辨出古琴清丽的影子。古琴声宛如落在水面的星光，宛如生长在花蕾中的晨露。给整首乐曲带来湿润、清新的气象。据说有张古琴，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似乎还裹挟着时代梅花的苦香气，说不出的风雅。
我与古琴这一别，竟是十多年。
去年十一月，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惠卿剧院，我又与古琴相逢。城市大学举办了一场古琴演奏会，请来了国内演奏古琴的名家。那天剧院爆满，作为主持人的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郑培凯教授，特意穿上了一件灰色的长袍。演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丁承运先生，他是武汉音乐学院的教授，他首演的曲目是《白雪》。尽管剧场很安静，音响效果也不错，可是几百人的呼吸声聚合在一起，还是弱化了琴声，虽然古琴传达的是那种旷古的美感，但在大剧场听起来，它还是显得寥落了。第二个出场的是李祥霆先生，也许由于他是辽源人的缘故，他的《流水》和《幽兰》，粗犷豪放，如同一阵急雨，沁人肺腑，声声入耳。然而接下来的几位，又回到了初始的风格，尽管他们在演奏上无可挑剔，弹奏的又是名曲，如《忘忧》《平沙落雁》《长门怨》等，可是却缺少那种摄人魂魄的力量。未等曲终，与我同去的几位外国作家，有两位提前离座，一位酣然入睡。只有坐在我身旁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基耶拿，始终饶有兴味地欣赏着。演奏间隙，阿基耶拿问我，迟，你最喜欢哪一曲？我说最喜欢第二个人的演奏，他兴奋地叫道：我也喜欢他！看来李祥霆那苍凉雄浑的琴风，与尼日利亚大地上回荡的风是相似的。
这次演奏会，总感觉不如在丽江与古琴初识时来得惬意。我想古琴的独奏，最适合的场所还是在大自然中，在林中溪畔，在鸟语和落花声里。听众不须多，三五人，散坐在石头上。抚琴者完全可以把琴置于膝上，与松涛和流水唱和。由此说来，真正的风雅是私人化的。难怪王维在《竹里馆》里这样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二〇〇三年，把古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古琴由此成为了世上最苍老的琴。它们很难再回到曾让它们无比灿烂的那个时代，它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落落寡和。但它们是巍峨的，如同冰山，风骨依然，难以征服。这样的琴哪怕有一天消失了，它留给天地间的，也是最美的一抹斜阳。
迟子建：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
而我这里，北纬五十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印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温暖的触角了。
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它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它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它又来了。不过来得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地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树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了魂儿。
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乍裂，达子香花开了，背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
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它们的精魂，又化做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
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地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2009年2月于大兴安岭
迟子建：会唱歌的火炉每当我从山里回来，听着柴火在火炉中“噼啪劈啪”地燃烧，都会有一股莫名的感动。我觉得柴火燃烧的的声音就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火炉在漫长的冬季中就是一个有着金嗓子的歌手，它天天歌唱，不知疲倦。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兴安岭度过的。那里一进入九月，大地上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雪花会袅袅飘向山林河流，漫长的冬天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冬天一到，火炉就被点燃了，它就像冬夜的守护神一样，每天都要眨着眼睛释放温暖，一直到次年的五月，春天姗姗来临时，火炉才能熄灭。
火炉是要吞吃柴火的，所以，一到寒假，我们就得跟着大人上山拉柴火。
拉柴火的工具主要有两种：手推车和爬犁。手推车是橡皮轮子的，体积大，既能走土路装载又多，所以大多数人家都使用它。爬犁呢，它是靠滑雪板行进的，所以只有在雪路上它才能畅快地走，一遇土路，它的腿脚就不灵便了，而且它装载小，走得慢，所以用它的人很零星。
我家的手推车是二手货，有些破旧，看上去就像一个辛劳过度的人，满面疲惫的样子。它的车胎常常慢撒气，所以我们拉柴火时，就得带着一个气管子，好随时给它打气。否则，你装了满满一车柴火要回家时，它却像一个饿瘪了肚子的人蹲在地上，无精打采的，你又怎么能指望它帮你把柴火运出山呢?
我们家拉柴火，都是由父亲带领着的。
姐姐是个干活实在的孩子，所以父亲每次都要带着她。弟弟呢，那时虽然也就是八九岁的光景，但父亲为了让他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时不时也把他带着。他穿得厚厚的跟着，看上去就像一头小熊。我们通常是吃过早饭就出发，我们姊妹三人推着空车上山，父亲抽着烟跟在我们身后。冬日的阳光映照到雪地上，格外的刺眼，我常常被晃得睁不开眼睛。父亲生性乐观，很风趣，他常在雪路上唱歌、打口哨，他的歌声有时会把树上的鸟给惊飞了。
我们拉的柴火，基本上是那些风刮倒的树木，它们已经半干了，没有利用价值，最适宜做烧柴。那些生长着的鲜树，比如落叶松、白桦、樟子松是绝对不能砍伐的，可伐的树，我记得有枝桠纵横的柞树和青色的水冬瓜树。父亲是个爱树的人，他从来不伐鲜树，所以我们家拉烧柴是镇上最本分的人家。为了这，我们就比别人家拉烧柴要费劲些，回来得也会晚。因为风倒木是有限的，它们被积雪覆盖着，很难被发现。
我最乐意做的，就是在深山里寻找风倒木。往往是寻着找着，听见啄木鸟“笃笃”地在吃树缝中的虫子，我就会停下来看啄木鸟；而要是看见了一只白兔奔跑而过，我又会停下来看它留下的足迹。由于玩的心思占了上风，所以我找到风倒木的机会并不多。往往在我游山逛景的时候，父亲的喊声会传来，他吆喝我过去，说是找到了柴火，我就循着锯声走过去。
父亲用锯把风倒木锯成几截，粗的由他扛出去，细的由我和姐姐扛出去。把倒木扛到放置手推车的路上，总要有一段距离。有的时候我扛累了，支持不住了，就一耸肩把风倒木丢在地上，对父亲大声抗议：“我扛不动！”那语气带着几分委屈。姐姐呢，即便那风倒木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走得直摇晃，她也咬牙坚持着把它运到路面上。所以成年以后，她常抱怨说，她之所以个子矮，完全是因为小的时候扛木头给压的。言下之意，我比她长得高，是由于偷懒的缘故。为此，有时我会觉得愧疚。
冬天的时候，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是司空见惯的。在山里呆得时间久了，我和弟弟都觉得手脚发凉。父亲就会划拉一堆枝桠，为我们笼一堆火。洁白的雪地上，跳跃着一簇橘黄色的火焰，那画面格外的美。我和弟弟就凑上去烤火。因为有了这团火，我和弟弟开始用棉花包裹着几个土豆藏到怀里，带到山里来，待父亲点起火后，我们就悄悄把土豆放到火中，当火熄灭后，土豆也熟了，我们就站在寒风中吃热腾腾、香喷喷的土豆。后来父亲发现了我们带土豆，他没有责备我们，反而鼓励我们多带几个，他也跟着一起吃。所以，一到了山里，烧柴还没扛出一根呢，我就嚷着冷，让父亲给我们点火。父亲常常嗔怪我，说我是只又懒又馋的猫。
天越冷，火炉吞吃的柴火越多。我常想火炉的肚子可真大，老也填不饱它。渐渐地，我厌倦去山里了，因为每天即使没干多少活，可是往返走上十几里雪路后，回来后腿脚也酸痛了。我盼着自己的脚生冻疮，那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留在家里了。可我知道生冻疮的滋味不好受，于是只好天天跟着父亲去山里。
现在想来，我十分感激父亲，他让我在少年时期能与大自然有那么亲密的接触，让冬日的那种苍茫和壮美注入了我幼小的心田，滋润着我。每当我从山里回来，听着柴火在火炉中“噼啪劈啪”地燃烧，都会有一股莫名的感动。我觉得柴火燃烧的声音就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火炉在漫长的冬季中就是一个有着金嗓子的歌手，它天天歌唱，不知疲倦。它的歌声使我懂得生活的艰辛和朴素，懂得劳动的快乐，懂得温暖的获得是有代价的。所以，我成年以后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火炉的影子就会悄然浮现。虽然现在我已经脱离了与火炉相伴的生活，但我不会忘记它，不会忘记它的歌声。它那温柔而富有激情的歌声在我心中永远不会消逝！
迟子建：木器时代木碗透出的茶香气使玻璃窗上的霜花融化了，这是外祖父撂在窗台上的一碗茶。外面北风呼号，霰雪狂飞，而木刻楞房屋里却炉火熊熊。木柴噼啪地燃烧，把热气播撒到每一个寒冷的角落。外祖母坐在灶房里用木梭子织网，家族的年轻女人则用木质的梳子挽起高高的发髻。狗、猪和鸡守着它们的木质食槽吃东西。狗将木槽子舔得光光溜溜的，使其透出木质本色；而鸡则用利喙将长形的木槽啄起一层茸茸的白毛。这时候我躺在木质的摇篮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口水弄湿了脖子，我不时伸出手去拍摇篮的侧面，那上面画着荷花和鸳鸯的图案。大人们到江上去捕鱼，将捕到的鱼放到木盆里，然后回来用它炖汤，用木勺子吸溜吸溜地品尝着鲜美。
我爬出木质摇篮上了大炕。炕沿是木质的。炕沿上放着老人们的烟袋锅，烟袋杆也是木质的。我抚摸着烟袋杆，然后仰起头看着头顶的房梁，圆木上吊着一块辟邪的红布。接着，我转过身去看涂着天蓝色油漆的木窗，可怜的蝴蝶被挡在窗外扑扇，而阳光却能带着天堂的气息越窗而入，透过玻璃爬上了墙面。夏天了。我刚学会走路，趔趔趄趄的步态惹得院子中的小动物的围观。我每一次摔倒哭泣时狗就上来用舌头舔我的泪痕，而坏蛋的鸡则趁机啄我的鞋底，因为那上面附着虫子的残尸。菜园的木栅栏像睫毛的倒影一样美丽。黄瓜、倭瓜和豆角浪漫地爬蔓时，大人们就把木杆插在垄台上，让它们张着嘴向上并且亲吻天光。傍晚的火烧云团团堆涌在西边天空时，家家户户的场院里就摆上了木桌和方凳，人们坐下来围着桌子用木筷吃饭，谈论庄稼、天气和生育。待到火烧云下去了，天色也昏暗了，蚊蚋蜂拥而来，人们就收了桌子，回屋子睡觉去。人们在梦中见到秀木在微笑中歌唱，盛着茶的木碗里有珍珠在闪闪发光。
我看见了树，秋天的树。它们的叶子已经被风霜染成金红和鹅黄色。凋零的树叶四处飞舞着，有的去了水里，有的跑了一圈却仍然又回到树下。还有的落到了我的头顶，大概想与我枕着同一个枕头说梦话。我明白那木碗、梳子、桌椅、栅栏、摇篮等等均出自于这一棵棵树的身上。当我们需要它们时，就切断它的咽喉，使它们不再呼吸。森林里的伐木声因为人类*的膨胀就从来没有止息过。树本来是把自己的沧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可我们为了利用它的花纹却把它拦腰斩断，并且虚伪地数着它的年轮赞美它的无私。木纹被分裂，它失去了自身的语言和立场。
我走在木桥上看两岸的流水。这时一队送葬的队伍过来了。人们撒着纸钱，抬着显赫的红棺材。木为人的成长作为摇篮的材料后，又为他们归隐黄土做了永恒的栖息之地。阳光照着人们平静的脸，仿佛照着一尊尊木雕。谁的泪水滴落到河里了，河水微微地蹙了一下眉。我理解的死亡就是被木器环绕着的休息。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是这样选择了他们的归宿。当木桥因为流水天长日久的冲刷变朽时，我明白木是有血肉的。因为只有血肉才会软化。朽掉的木桥瘫在水里，流水依旧淙淙。我站在此岸，望着苍茫的彼岸，白雾使河水有了飞翔之感。朽了的木桥渐渐地幻化成海藻类的植物，而流水它依旧淙淙。我忆起了琴声，父亲生前拉出的琴声。小提琴的琴身是木质的，手风琴的琴键也是木质的，它们发出或者凄艳或者热烈的声音。木是多么温和呀，它与人合奏着岁月与心灵之音。
我们依赖着木器生长和休息，也依赖着它远行。火车道的枕木是它铺就的，在水上漂泊的船也是由它造就的。划着木船在河上行走，桨声清幽地掠过岸上的林带，我们看到树木蓊郁地生长，夕照使其仿佛成为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人世间最迷人的风景。
我看见披枷带锁的古人从梦中走来了。木被制成枷锁后使人成为囚徒。有的囚徒是冤屈的，所以那枷锁上的血泪就格外醒目。刀与剑的柄也是木制的，有人用它去作恶，木被痛苦地授人以柄。神人诸葛亮使木器在战争中的发挥程度绝不亚于特洛伊木马，他的木牛流马千古传唱。而那战争中所用的一切木器都已灰飞烟灭，因为战争永远成为和平的囚徒。
人类伴随着木器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时代。树木与人一样代代相传，所以木器时代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把木椅放在碧绿的草地上，在阳光下小憩。我们坐在书房里把一本书从木质书架上取下来，读不朽的诗句。我们把最经典的画镶嵌在木框里，使这画更接近自然和完美。我们用木勺喝汤，体味生活的那一份简单和朴素。我们用木制吊灯照耀居室，使垂落的光明带着一份安详与和谐。
所有生者的名字最终都会上了墓碑。当木质的墓碑刻上你的名字时，不朽的雨会从天而降，使你墓旁晚辈栽种的小树获得滋润。你静静地在地下听树木生长的声音吧。
（选自《迟子建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迟子建：木器时代木碗透出的茶香气使玻璃窗上的霜花融化了，这是外祖父撂在窗台上的一碗茶。外面北风呼号，霰雪狂飞，而木刻楞房屋里却炉火熊熊。木柴噼啪地燃烧，把热气播撒到每一个寒冷的角落。外祖母坐在灶房里用木梭子织网，家族的年轻女人则用木质的梳子挽起高高的发髻。狗、猪和鸡守着它们的木质食槽吃东西。狗将木槽子舔得光光溜溜的，使其透出木质本色；而鸡则用利喙将长形的木槽啄起一层茸茸的白毛。这时候我躺在木质的摇篮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口水弄湿了脖子，我不时伸出手去拍摇篮的侧面，那上面画着荷花和鸳鸯的图案。大人们到江上去捕鱼，将捕到的鱼放到木盆里，然后回来用它炖汤，用木勺子吸溜吸溜地品尝着鲜美。
我爬出木质摇篮上了大炕。炕沿是木质的。炕沿上放着老人们的烟袋锅，烟袋杆也是木质的。我抚摸着烟袋杆，然后仰起头看着头顶的房梁，圆木上吊着一块辟邪的红布。接着，我转过身去看涂着天蓝色油漆的木窗，可怜的蝴蝶被挡在窗外扑扇，而阳光却能带着天堂的气息越窗而入，透过玻璃爬上了墙面。夏天了。我刚学会走路，趔趔趄趄的步态惹得院子中的小动物的围观。我每一次摔倒哭泣时狗就上来用舌头舔我的泪痕，而坏蛋的鸡则趁机啄我的鞋底，因为那上面附着虫子的残尸。菜园的木栅栏像睫毛的倒影一样美丽。黄瓜、倭瓜和豆角浪漫地爬蔓时，大人们就把木杆插在垄台上，让它们张着嘴向上并且亲吻天光。傍晚的火烧云团团堆涌在西边天空时，家家户户的场院里就摆上了木桌和方凳，人们坐下来围着桌子用木筷吃饭，谈论庄稼、天气和生育。待到火烧云下去了，天色也昏暗了，蚊蚋蜂拥而来，人们就收了桌子，回屋子睡觉去。人们在梦中见到秀木在微笑中歌唱，盛着茶的木碗里有珍珠在闪闪发光。
我看见了树，秋天的树。它们的叶子已经被风霜染成金红和鹅黄色。凋零的树叶四处飞舞着，有的去了水里，有的跑了一圈却仍然又回到树下。还有的落到了我的头顶，大概想与我枕着同一个枕头说梦话。我明白那木碗、梳子、桌椅、栅栏、摇篮等等均出自于这一棵棵树的身上。当我们需要它们时，就切断它的咽喉，使它们不再呼吸。森林里的伐木声因为人类*的膨胀就从来没有止息过。树本来是把自己的沧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可我们为了利用它的花纹却把它拦腰斩断，并且虚伪地数着它的年轮赞美它的无私。木纹被分裂，它失去了自身的语言和立场。
我走在木桥上看两岸的流水。这时一队送葬的队伍过来了。人们撒着纸钱，抬着显赫的红棺材。木为人的成长作为摇篮的材料后，又为他们归隐黄土做了永恒的栖息之地。阳光照着人们平静的脸，仿佛照着一尊尊木雕。谁的泪水滴落到河里了，河水微微地蹙了一下眉。我理解的死亡就是被木器环绕着的休息。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是这样选择了他们的归宿。当木桥因为流水天长日久的冲刷变朽时，我明白木是有血肉的。因为只有血肉才会软化。朽掉的木桥瘫在水里，流水依旧淙淙。我站在此岸，望着苍茫的彼岸，白雾使河水有了飞翔之感。朽了的木桥渐渐地幻化成海藻类的植物，而流水它依旧淙淙。我忆起了琴声，父亲生前拉出的琴声。小提琴的琴身是木质的，手风琴的琴键也是木质的，它们发出或者凄艳或者热烈的声音。木是多么温和呀，它与人合奏着岁月与心灵之音。
我们依赖着木器生长和休息，也依赖着它远行。火车道的枕木是它铺就的，在水上漂泊的船也是由它造就的。划着木船在河上行走，桨声清幽地掠过岸上的林带，我们看到树木蓊郁地生长，夕照使其仿佛成为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人世间最迷人的风景。
我看见披枷带锁的古人从梦中走来了。木被制成枷锁后使人成为囚徒。有的囚徒是冤屈的，所以那枷锁上的血泪就格外醒目。刀与剑的柄也是木制的，有人用它去作恶，木被痛苦地授人以柄。神人诸葛亮使木器在战争中的发挥程度绝不亚于特洛伊木马，他的木牛流马千古传唱。而那战争中所用的一切木器都已灰飞烟灭，因为战争永远成为和平的囚徒。
人类伴随着木器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时代。树木与人一样代代相传，所以木器时代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把木椅放在碧绿的草地上，在阳光下小憩。我们坐在书房里把一本书从木质书架上取下来，读不朽的诗句。我们把最经典的画镶嵌在木框里，使这画更接近自然和完美。我们用木勺喝汤，体味生活的那一份简单和朴素。我们用木制吊灯照耀居室，使垂落的光明带着一份安详与和谐。
所有生者的名字最终都会上了墓碑。当木质的墓碑刻上你的名字时，不朽的雨会从天而降，使你墓旁晚辈栽种的小树获得滋润。你静静地在地下听树木生长的声音吧。
（选自《迟子建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迟子建：你的雪花我的帐篷大兴安岭只有一个，可它在行政归属上却有两个：内蒙古大兴安岭和黑龙江大兴安岭。行政区划将其一分为二，但它们骨子里却是一体的，群山相连，河流交错，山山水水都割不断内蒙古与黑龙江的情。
我自幼生长在大兴安岭，所以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鄂伦春和鄂温克两个少数民族，有地缘上的亲近和情感上的共融。我的首部长篇小说《树下》，其中写到一个骑白马的鄂伦春小伙子，就源于我的童年记忆。
我们小镇与鄂伦春人聚居地的十八站很近，少时在山间公路玩耍，常见骑马的鄂伦春人，途经我们小镇，进城去买生活日用品，盐啦肥皂啦蜡烛啦等等。他们习惯在马上吊着桦皮篓，里面装着肉干（狍子肉或是鹿肉），我有幸从一位骑马的年轻人手里，得到过这样的肉干。
那时的大兴安岭，生火用的是木柈。冬季我们进山拉烧柴，总能看到鄂伦春人的足迹。他们刻在树木上的山神和白雪地上的祭奠痕迹，给我以深刻印象。从父辈那里，我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习性、原始图腾和宗教崇拜。他们的万物有灵论，对我们小镇影响很深。我们不敢轻易坐在树墩上，不敢往河里倾倒污秽之物，不敢踩踏门槛，因为那里都是神灵聚居之地。鄂伦春和鄂温克人虽然喜食野物，但从不过分索取。他们有着朴素的生命观和自然观，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文明的表现。所以我的一些作品，很自然地书写了他们如雪花般纯洁静美的品德。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我的一部重要长篇，在这部作品中，我走进了大兴安岭的使鹿鄂温克部落。我曾去根河实地采访，在鄂温克人的帐篷里喝驯鹿奶茶，听他们即兴的歌唱。所以我在驾驭这部长篇时，完全没有“隔”的感觉。因为那里的山川草木，风雨雷电，都是我所熟悉的。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是天性渴望自由的我，所无限向往的。所以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我是个地道的汉族人，但这不影响我对那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故事的热爱。同样，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可以对汉族人的故事进行独到的书写。远离狭隘，避免故步自封而陷入僵化，是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应该警惕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一片熟悉的土地向我们敞开怀抱的时候，去除民族的身份标签，所有的诚意书写，都值得尊重。
而我愿意搭一顶文学的帐篷，就像鄂伦春和鄂温克人在山林中搭建的一样，留着一个通气孔，让烟火上升，让星星下凡。当然，透过这个通气孔，在寒冷时分，我还能望见雪花。当雪花三朵五朵坠落在帐篷的时刻，就是金翅的蝴蝶飞临了人间。
迟子建：傻瓜的乐园傻瓜成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成傻后的快乐却是相同的，喜欢游逛，喜欢笑。
我童年生活的山村不过百户人家，但却有六、七个傻子，他们的存在，曾给处于游戏年龄的我带来无尽的快乐。在我看来，我们那个四面环山的村子就是他们生活的乐园。
我家的后一趟房，有一个傻子，他叫大肥。他也是那几个傻子中唯一不出门的一个。大肥长得又白又胖，他整天躺在摇车里，除了吃，就是睡，连翻身也不会，别人说他出生后就没长骨头。夏天时，他的家人爱把他的摇车吊在院子的稠李子树下，我在自家的后屋常能听见他的哭声，他哭的声音不是婴儿的那种奶声奶气，而是跟大老爷们一样地粗着嗓子嚎，也难怪，虽然他看上去只有两、三岁的样子，但他已经有十来岁了。我喜欢悄悄溜到大肥家去拉他的手，他的手软得跟豆腐一样，浑身雪白雪白的。我一拉他的手，他就笑。他本来就爱流涎水，一笑涎水就更多了，简直跟从山涧流下的泉水一样，弄得脸颊湿漉漉的。因着这涎水的缘故，他的脖子终日围着一条毛巾，使他看上去像个放懒的伙夫。大肥的家人很忌讳我们去看他，所以一旦被他的家长发现，就会被呵斥出去。周围的邻居都说，大肥是个怪物，说他活不长。他果然没有活长，十几岁时就死了。夏天时在晴朗的夏夜听不到后院大肥的哭声，我很难过。仿佛是眼看着一个神话破灭了，觉得生活暗淡了许多。
我最怕的傻子，叫二毛。他像恶狗一样具有攻击性。他很喜欢在街巷中穿行。他总是穿着灰突突的衣裳，胡子拉碴的。他独自走着时始终笑嘻嘻的，但他见到某些人时就会愤怒。有时他会突然揪住一个人大打出手。所以一看见二毛从前方走来了，明明他满脸的笑容，我还会飞也似地朝家奔，关门闭户，敛声屏气地看着二毛经过。二毛也怪，你越躲他，他就越狂躁，他会把紧闭的门拍得山响，吓得我的心突突地跳，喘气都不匀了。虽然怕二毛，但还特别想见到他，见到他呢，就得掌握好和他的距离，看够不够逃跑的，我可不想被他像猫捉老鼠一样给摁在爪下。和二毛的相遇，因为有着冒险的成分在里面，就有些惊心动魄的意味了。二毛最终的结局怎么样，我不知晓，有人建议他的家长，给他说个媳妇，说那样他就会好了病了。但从我离开那个小山村为止，二毛还是独行着的，没见他的身边有小媳妇陪伴着。
最有情趣的傻子，叫傻仨。傻仨是我同学的弟弟，他在家排行老三，大家都叫他傻仨。据说他是得了脑炎后变傻的，原来他是一个极伶俐的孩子。他喜欢唱歌，唱的是什么谁也不清楚。他不像二毛那样有攻击性，但村子里的小孩子还是怕他，一见傻仨来了，就像小鸡被老鹰围困似的四处奔逃。傻仨认得我，他远远地见了我就会喊我的名字——迟子弹，他发不好“建”的音。我一听他叫我迟子弹，就气得火冒三丈，我会撵着他，声言要揍死他，傻仨就一路朝家逃，边跑边喊：“妈呀，迟子弹要打我！”傻仨最忌讳家人说他傻，据说谁要说他傻了，他就会把家里的挂钟和收音机给拆卸了，拆完之后，再把每个零件各就各位地安上，收音机照样能说话，挂钟也照旧有板有眼地行走，让我们这些不傻的孩子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离开小山村多年后，有一次重归故里，在街巷中又看到了傻仨。他分明已经是个大人了，个子高了，眼睛还是那么的明亮，我以为他早把我忘了，谁料他定定地看了我半晌，突然指着我大叫：“妈呀，迟子弹！迟子弹！”说着回头就跑。好像我手里真的端着一杆枪，子弹已经上膛，要把他的脑壳击碎似的。听母亲说，傻仨也死了，听说是冻死的。
最浪漫的一对傻子，是大潘和二潘。他们是一对双胞兄妹。他们的父母是表兄妹，属于近亲结婚。大潘二潘非常能干活，他们夏季时跟着父母去田间劳作，冬季时拉着爬犁上山拉烧柴。他们喜欢手拉着手在林间小路上游荡，采野花啊，折松树枝啊什么的。我们在林间戏耍时常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见了我们喜欢“啊啊”地叫着打招呼，很友好。人们都说，大潘二潘这么好，干脆就让他们结婚算了。可他们的父母并没有那么做。他们形影不离的样子让那些常常会反目为仇的兄弟的家长非常的羡慕，他们都说还不如生对大潘二潘那样的兄妹呢！前些年母亲对我说，大潘的消息她不知道，倒是二潘，她嫁了人，听说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呢！
选自《迟子建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